刺客信条3账本在哪:名家巨匠教你写文章(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知味女性网 时间:2020/03/29 16:53:14

★引子

长期以来,能够写得一手文通字顺、文质并美的文章,特别是能够写出既符合规范要求又能给人以美感的公务文书,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衡量一个人文化品位高下的重要标尺,也是众多的写作爱好者和公文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之一。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写作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诸多的机关单位苦于缺少得心应手的“笔杆子”,难以数计的青年朋友在求职的道路上因为写作能力的欠缺而与心仪的职业失之交臂。因此,具备相应的写作能力特别是公文写作能力,既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众多的写作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愿望。

仅以公务文书写作为例,在机关的公务活动实践中,无庸讳言,各种不规范的现象严重地制约着公文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并给机关公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必须努力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良策。实践表明,向名家巨匠学习写作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自古以来,诸多的名家巨匠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写作经验之谈。这些精辟之论,有的是着眼于基础写作,有的则着重于公务文书写作,是我国写作理论界的一笔宝贵财富。特别是在现当代写作领域,以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写作巨匠,在躬身于博大精深的写作实践、为我们写下了大量的文质并美的文章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比较完整的写作理论体系。把诸多名家巨匠的经验之谈进行集中爬梳整理,可使广大读者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有助于写作水平的根本性提高。本书即是名家巨匠关于写作方面的论断荟萃,期望能够对读者朋友有所裨益。考虑到读者范围的广泛性,本书所涉及的文章写作经验论谈主要以一般文章写作为着重点,也包括公文写作和文学写作在内。

1997年2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王梦奎先生编写的《怎样写文章》一书,10年来,该书颇为畅销,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考虑到该书所列示的篇目及体例,出版社的詹红旗先生提议并希望我沿循王梦奎先生的思路加以拓展,特别是能够吸收一些有关公文写作方面的经验之谈,以便从更加广阔的层面上给读者从事写作活动带来启迪。于是,这本《名家巨匠教你写文章》就这样编成了,尽管如此,觉得仍很不完备,有待于日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除收录了王梦奎先生编写的《怎样写文章》中的精华篇目外,写作评论家许来渠先生也给予了资料方面的有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愿本书能够成为广大写作爱好者的良朋益友。

作者

2008年仲夏写于冀东东方花苑寓所

目    录

引子……………………………………………………………………()
卷1 要言之有物
——写文章忌空…………………………………………毛泽东()
卷2 要言之有文
——写文章忌枯燥无味…………………………………毛泽东()
卷3 要言之有序
——写文章忌杂乱………………………………………毛泽东()
卷4 写文章之要诀
  ………………………………………………………………毛泽东()
卷5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毛泽东()
卷6  要分析,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卷7 文章的“三性”
…………………………………………………………………毛泽东()
卷8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
…………………………………………………………………毛泽东()
卷9  文章要写得生动和通顺
…………………………………………………………………毛泽东()
卷10  要写得短而精
…………………………………………………………………毛泽东()
卷11  要善于综合,“精兵简政”
…………………………………………………………………毛泽东()
卷12  写文章要讲逻辑
…………………………………………………………………毛泽东()
卷13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答北斗杂志社问》……………………………………鲁  迅()
卷14 作文秘诀
…………………………………………………………………鲁  迅()
卷15  不应该那么写
…………………………………………………………………鲁  迅()
卷16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论 选 择 题 材……………………………………鲁  迅()
卷17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 沫 若()
卷18  短些,再短些!
…………………………………………………………………胡乔木()
卷19  愿意读,读得懂,受感动
——怎样写好文件………………………………………胡乔木()
卷20  谈谈写信
…………………………………………………………………王  力()
卷21  训练语感
…………………………………………………………………叶圣陶()
卷22 我的写作经验
…………………………………………………………………老 舍()
卷23 谈文章的结构
…………………………………………………………………张志公()
卷24  群众创作漫谈三题
………………………………………………………………… 唐 弢()
卷25  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
…………………………………………………………………周立波()
卷26  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
…………………………………………………………………柳 青()
卷27  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柳 青()
卷28  有关写作的若干问题
………………………………………………………………焦菊隐()
卷29  写文章的关
………………………………………………………………谢觉哉()
卷30 关于题材
………………………………………………………………林默涵()
卷31 人物塑造及其他
………………………………………………………………李  准()
卷32  文书写作的“三性”
………………………………………………………………王永植()
卷33  观点和材料
………………………………………………………………邓  拓()
卷34  文章长短不拘
………………………………………………………………邓  拓()

卷35  谈修改文章
…………………………………………………………………何其芳()
卷36 漫谈读书、写作及其他
…………………………………………………………………胡  绳()
卷37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胡  绳()
卷38 阅读与写作
………………………………………………………………狄  枚()
卷39 义理、考据和辞章
………………………………………………………………施东向()
卷40  谈结构
………………………………………………………………孙  犁()
卷41 芸斋琐谈(七则)
………………………………………………………………孙  犁()
卷42  谈校对工作
………………………………………………………………孙  犁()
卷43  报纸和新的文风
……………………………………………………《人民日报》社论()
卷44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沙 丁()
卷45 关于情节
——塑造人物中的一个问题………………………………杜鹏程()
卷46 有根花才香
………………………………………………………………刘心武()
卷47 谈创作的准备
……………………………………………………………玛拉沁夫()
卷48 谈构思
——(在《延河》编辑部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王汶石()
卷49  结构和情节
………………………………………………………………… 刘衍文()
卷50  应用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金铁宽()
卷51 领导干部亲自动笔的好处
…………………………………………………………………周克玉()
卷52  写文章的材料
…………………………………………………………………章  亮
卷53 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
卷54  丰富记忆的库藏
…………………………………………………………………杨  麦()
卷55  观察、虚构及其他
…………………………………………………………………肖  平()
卷56 我的创作体会
…………………………………………………………………李惠文()
卷57 生活笔记及其他
…………………………………………………………………王忠瑜()
卷58  谈文学的语言  
…………………………………………………………………马  加()
卷59 创作杂谈  
…………………………………………………………………竹  林()
卷60  深埋十月 一朝萌发  
…………………………………………………………………长 正()
卷61 由儿时和故乡说起  
…………………………………………………………………丁仁堂()
卷62 答编者问 (一)
…………………………………………………………………叶蔚林()
答编者问(二)
…………………………………………………………………张庆田()
答编者问(三)
…………………………………………………………………贺政民()
卷63 论作家与生活
…………………………………………………………………列  宁()
卷64  论公文写作
…………………………………………………………………列  宁()
卷65 论生活和写作
…………………………………………………………………斯大林()
卷66 我怎样学习写作
…………………………………………………………………高尔基()
卷67 我的创作经验
…………………………………………………………………高尔基()
卷68 论文学的主题及其历史变化
…………………………………………………………………高尔基()
卷69  论文学的基本主题应该是劳动而不是个人
…………………………………………………………………高尔基()
卷70  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
………………………………………………………………法捷耶夫()
卷71  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
……………………………………………………………阿?托尔斯泰()
卷72 我的创作经过
………………………………………………………奥斯特洛夫斯基()
卷73 谈结构
………………………………………………………………马卡连科()
卷74  谈材料的组织
………………………………………………………………法捷耶夫()
卷75  谈结构
………………………………………………………………马卡连科()
卷76 结构的手段和作品的布局
………………………………………………………依?萨?毕达可夫()
卷77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论题材……………()
卷78  学术论文的写作………………………………………………
[美]沙白?麦克玛汗、苏曾?戴  著, 吴  炫    摘译()

  

附录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附录二、公文写作中容易用错的字、词、成语……………………()
附录三 、公文写作中常用词语汇释…………………………………()
附录四、《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
字缺点的指示》…………………………………………………………()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
附录六、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附录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

附录八、电子公文传输管理暂行办法(稿)……………………()
附录九、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办法……………………()
附录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附录十一、国务院公文主题词表……………………………………()
附录十二、 《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附录十三、  《 标点符号用法》……………………………………()



●卷1

要言之有物

——写文章忌空

●毛泽东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选自《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3——834页)

●卷2

要言之有文

——写文章忌枯燥无味

●毛泽东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日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不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月版,第837——838页)

●卷3

要言之有序

——写文章忌杂乱

●毛泽东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选自《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月版,第838——839页)

●卷4

写文章之要诀

●毛泽东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捉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随地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不用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足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个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选自《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月版,第841——845页)

●卷5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毛泽东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选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861页)

●卷6

要分析,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   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    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 是 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选自《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卷7

文章的“三性”

●毛泽东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     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    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    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选自《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卷8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

●毛泽东



北平解放报编辑同志:

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

本报四月二十五日登载毛泽东《五四运动》一文,有几处文字上的错误。更正如下:

(一)“二十年的五四运动”,,“年’’字下脱“前”字。

(二)“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支生力军”,“及”字是多余的。

(三)“它从封建主义社会看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看”字是多余的。

(四)“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实现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两个“实现”,前面的“实现”二字是多余的。

(五)“而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而”字下脱“不”字。



四月二十五日广播的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两个错字:(一)第三条“当承认其所有权”。“当”     字误为      “均”     字。(二)第七条“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村”   字误为“民”字。以上两点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

新华社    四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原文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卷9

文章要写得生动和通顺

●毛泽东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选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卷10

要写得短而精

●毛泽东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报告用电报发来。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

(选自《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卷11

要善于综合,“精兵简政”

●毛泽东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的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 ,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共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

……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选自《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卷12

写文章要讲逻辑

●毛泽东

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选自《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卷23

致 胡 乔 木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毛 泽 东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 ,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署名一般要只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      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矫及其他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13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答北斗杂志社问》

●鲁迅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原文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卷14

作文秘诀

●鲁迅

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会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逢蒙杀羿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了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手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 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  用  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    “古”起来,到得改成“政溆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编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扬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   “好”么?答日: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     勇”,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哪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它“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写到这里,成了所讲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诀,而且是做骗人的古文的秘诀了。但我想,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蒙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卷15

不应该那么写

●鲁迅

凡是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 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像没有效,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有些青年是设法去问已经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还很少见有什么发表,但结果是不难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领。这也难怪,因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诀,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以中国之大,或者也许会有罢,但是,这其实是骗子。
在不难推想而知的种种答案中,大概总该有一个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这恐怕也很不能满文学青年的意,因为太宽泛,茫无边际——然而倒是切实的。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近几年来,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学者的著述或日记。也许是因为向来崇尚“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的缘故罢,又大抵是全本干干净净,看不出苦心删改的痕迹来。取材于外国呢,则即使精通文学,也无法搜罗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种本子的。  

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没有这样的环境和遗产,是中国的文学青年的先天的不幸。

在没奈何中,想了一个补救法:新闻上的记事,拙劣的小说,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这就是“不应该这样写”的标本。只是和“应该那样写”,却无从比较了。

四月二十三日。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卷16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论 选 择 题 材

●鲁迅

(一)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也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画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第185——1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重印第1版)

(二)

“……广东的山水,风俗,动植,知道的人并不多,如取作题材,多表现些地方色彩,一定更有意思,先生何妨试作几幅呢。”

(《给罗清桢》,《鲁迅书简》上册第4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重印第1版)

(三)

“我想:先生何不取汕头的风景,动植,风俗等等,作为题材试试呢。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例如‘杨桃’这多角的果物,我偶从上海店里觅得,给北方人看,他们就见所未见,好象看见了火星上的果子。而且风俗图画,还于学术上也有益理的。”

(《给罗清桢》,《鲁迅书简》上册,第4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重印第1版)

●卷17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 沫 若

一、你认为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

答: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问题。古语说:“文如其人”,这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么,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这是基本问题。

其次,是文章本身的技巧问题。写文章有一定的技巧。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总得懂一点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的目的是给人家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的,所以不能只有你自己懂,主要是要使人家懂。要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你自己先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见解,然后如实地表达出来。你所看到的客观事物,总要使得没有看到的人也浑如在眼前。而要做到这样,当然要懂得一点逻辑和文法,因为不合逻辑就不通,不合文法也就不通。

老实一点,是做到准确的好办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诣地去修饰。逻辑和文法,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方法。我们平常讲话很少讲不通的话。这是因为讲话时老实,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写起文章来,苦心孤诣地一经营,往往弄巧反拙。如果是老实地用最适当的字眼把你所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就比较容易准确;一加不恰当的修饰,反而不准确了。现在一般的毛病是爱修饰,修饰得恰当当然好,修饰得不好可就糟糕了。

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如形容一个人的美,就说“非常非常的美”或“极端极端的美"。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句子,就有点不恰当。把山移开、海翻过来,那是多么大的形势,同“乘风破浪”不能相比。所以,既然已有“排山倒海”,就不应再用“乘风破浪”了。

总之,写文章要老实一点,朴素一点。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自己的思想认识明确,然后适当地表达出来,就一定会准确。     

对于鲜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准确的,大概也是鲜明的。另外,文章要具有鲜明性,恐怕在选择词句、字眼上面还得用一点心。不要选用深奥的外国式的词句。句法构成要老实一点,要合乎中国话的一般规律。用字有个秘诀,就是选现成的概念明确的字,不要找太偏僻的字;偏僻的字不明确,人家也不容易懂;含糊的——这样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的字最好避而不用。用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字来表达,就可以收到鲜明的效果。

句法和章段一定要分清楚。古人的文章不分段,不分节,这不是好办法。欧洲人写文章讲究章法,我们学过来是很好的。章法清楚,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好像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重轻。标点错了,意义也就变了。

文章有各种各样的体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体上句子不宜太长,段节也不宜太长。这样就容易分析清楚,人家看来一目了然,也就自然鲜明了。

生动性也一样。若是句子短些,章节短些,文章就生动活泼。比如新诗是分行写的,不是整整一大篇的排出来,这有它的好处和妙处。绘画要留些适当的空白,我想写文章也同样适用。行与行之间、标点与标点之间有些空白,就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

无论准确也好,鲜明、生动也好,就语言方面讲,要求字眼总要用得适如其量。这样,表现的概念才会准确,也才能使人感到鲜明。说得神秘一点,字眼里面还有它的声调和色彩。法国有个作家叫福楼拜,很讲究字眼,他写了文章要用钢琴来检查字眼,听听声音是否和谐。所以,在选择字眼方面恐怕要费点功夫。所谓锤炼,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使人家更容易了解你的内容和概念。        

文章写好后,要翻来覆去的推敲一下。“推敲”  这两个字的出处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僧推月下门”,后来改成“僧敲月下门”。“敲”和“推”的动作本来不一样。再说寺门掩闭,恐怕敲的可能性多些,“敲”字的声音也更响亮一些。两下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敲”的好处。所以文章写好后多推敲、琢磨是必要的。所谓千锤百炼,不一定要“锤”千次“炼”百次,但像毛主席说的看它个三次,总还是要的吧。我们有时候太着急,写好了连过目都不过,结果就出了差错。   

这里说的准确、鲜明、生动,主要是指理论性、叙述体的文章,至于文艺性的文章如诗词之类,有时候要稍微不同一点。我不准备多说。

二、文风问题是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关系怎样?

答: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古人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文风同思想方法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像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不合逻辑就是不通。至于辩证法,那是更高一级的逻辑,即所谓辩证逻辑,它是更全面地从发展上、关系上和本质上来看问题,使思想更有逻辑性。

你总先要有这样的胚子——思想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步——用适当的形式和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语言讲,它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但如果你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你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决脱离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范围,反之亦是。这就充分证明,文风问题不单纯是语言问题。

思想和语言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通过无产阶级思想选用的语言,一定是接近于无产阶级的。我们可以从无产阶级的有生命的语言中,找到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思想的工具。要作好文章,主要的要努力把内容和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随着时代的不同,语言在逐渐的改变,文风也在跟着转变。所以文风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三、在文风上,您认为应该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学习哪些东西?   

答:毛主席的文章,正如开头所说的“文如其人”——非常平易近人。主席的文章和他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了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和讲话就是平易近人。毛主席说的话非常准确,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毛主席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学习他的深入浅出,学习他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艰深思想的能力。

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那么平易近人,也许有人问是不是毫不经意的?那也不见得。毛主席说过,有些同志写文章就存心不要人家懂。而毛主席写文章却是连标点也不放松,存心要人家懂。正因为苦心孤诣为读的人着想,才写得出这样的文章。记得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产生的几个宪章和宣言,主席亲自校对,一个标点也不让它出错。这种对文章认真负责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你不肯在字法、句法、章法、标点上下苦功锤炼,要想一步登天,达到主席那样,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席的文章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毛主席的文章可以说就是这样。毛主席在思想上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在文字上也一定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我喜欢毛主席这种文章的路子。还有另外一种路子,就是故意把文章写得深奥,这是走的邪路。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大欣赏的。汉朝的扬雄就是以“艰深文浅陋”见称。明明很简单的话,他要用孤僻的字眼写出来。现代中国也有这一派。这一派的文章很不值得欢迎。

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鲜明、笔调生动,这些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得好。   

四、本刊最近正在提倡多写短小的文章,您觉得怎么样?有人说短小的文章没有分量,您觉得这种看法对吗?

答:文章总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要说的东西多,就长一点;说的东西不多,就短一点。我是喜欢短文章的,但我也并不反对长文章。有内容的长文章是好的,就怕像王大妈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实在受不了。   

文章最好是用最经济的办法,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所谓“要言不繁”。把可有可无的字去掉。当然,更不用说可有可无的句、章、节了。这样的文章才会受欢迎,才有可能成为好文章。

现在大家都很忙,短文章是最适时的。把要说的事情简单、明了、准确的说出来,让读的人不要花很多时间就有所得,这是最好的。  拖拖拉拉的长篇大论,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问来看。至于有内容的大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更长,也是值得读的。

短文章就没有分量?那不见得。文章不在长短,要看内容如何。内容有分量,尽管文章短小,也是有分量的,如果内容没有分量,尽管写得像万里长城那样长,还是没有分量。所以不能用量压人,要讲求质。黄金只有一点点,但还是有它的分量的;牛粪虽然一大堆,分量却不见得有多重。我们四川还有人用牛粪作燃料,至于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恐怕连牛粪也不如。写毫无内容的冗长不堪的文章,在今天来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说,还浪费了纸张,浪费了排字工人的时间,浪费了所有读者的时间,过失实在不小!

说短文章没有分量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文章,如《论语》《道德经》等。《论语》中有不少好的东西;就是《道德经》,在那个历史时代也有它突出的地方。拿民间语言来说,很多生动的谚语都是既短小而又有内容。“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这样的话就很好。它几十个字抵得过一大篇文章。类似的例子有的是。简短,又有内容,就可以多、快、好、省。多是懂的人多,不是文字多;快是懂得快;好是内容好;省是大家省时间。

让我再说一遍.我是并不反对长文章的,尤其是要写重大的问题或重大的理论,那是非长不可的。但即使必须写长文章,也要遵守经济的原则,应当长就长,应当短就短。《庄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凫胫虽短,续之则悲;鹤胫虽长,断之则哀”。这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可是就今天的文风来说,把水鸭子(凫)的脚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新观察》今天提倡多写短文章,是适时的。

(原文选自《郭沫若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卷18

短些,再短些!

●胡乔木

话说得短,说得简要对我们沾了“长风”的不是易事。我回想自己说过的话,重看写过的什么,每次先叫我难过的就是既不简又不要,想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老格言果然不错。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延安反对党八股的大会原先就叫压缩大会,四年半了,压缩尚未成功。那次引的鲁迅的话,“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依然是我们的警钟。

我们的说话短靠开会的主席,作文短就靠解放日报的编辑。因此我向解放日报提个议:(一)新闻要五分之四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内中至少五分之一还要能包括一时一地一种情况一项问题的全貌);(二)通讯和副刊稿件五分之四是四百字到一千字;(三)研究论文、专文等等五分之四四百字到两千字。道理无需要列举。这对读者作者都有大好处,都是大解放;五分之四以上的作者原也是爱写短的,现在是地盘叫少数“大地主”霸占着罢了。

我这是投稿给副刊的,就说说我们的副刊吧。它在全国的同类中篇幅特大而篇数特少。我看过的其他解放区“大报”纸也多学这个样,有时还更阔气些,一版只见两三个大题,甚至花几整版登一篇“半文学”的作品。那些地方另有杂志,可见延安副刊的派头并不是由于没有杂志。我想我们应承认群众观点太弱,或者承认我们还不会给报纸写作,没弄清每天写给几十几百万人跟每周每月写给几千人的分别,没记着写得愈长看的人就愈少。黎烈文编的申报自由谈未必是给大众看的好副刊,它的小杂件已经太少了,但还是以我们一半的篇幅登了双倍多的东西。其中大部分(包括鲁迅那样伟大的小论文)不过几百字长短。我们按说得更通俗,更活泼,更丰富,除了例外,每篇平均字数得更少。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

(原文载《解放日报》1946年9月27日)

●卷19

愿意读,读得懂,受感动

——怎样写好文件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在写文件方法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

中央要我来讲一下写文件里面的一些问题,怎样能够实现毛主席在“工作万法六十条”里面提出的要求。先声明我讲不好,只是提些意见,作为参考资料。写文件和做工作差不多,叫个人来谈怎样把工作做好,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文章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里面道理很多,我知道得有限。如何使文章按中央的要求能够让人看下去,我想谈四个问题:

1.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识;     

2.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

3.看条件:什么样文章,给什么人看,要求不同;

4.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地达到目的。

现在分别谈一下:

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除三十七条专门讲这个问题外,还有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六条、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四十七条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三十二条是说“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三十三条是说“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三十六条是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方法,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四十二条、四十三条是说学点文学、文法和逻辑。四十七条是说要培养“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这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上来看,各部门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人,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各部门工作条件不一样,各部门对自己的业务比较熟悉,党和群众

对这些就不那么熟悉。可是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这就要向党和群众作宣传,使他了解,不了解就不能依靠,所以工作中要有文件、报告。要达到宣传的目的,就要讲究方法,使对方能够懂,要合乎三个要求:

一要引人看,要有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首先头几句就给人家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开头引人看,还要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

二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

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道理是很明显的。当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要使人家相信,  要说服党和人民群众。我们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写文件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懂你不懂,就有了矛盾,就要处理,就要用道理说服人,不但说服人,还要能打动人,说服着重在理智方面,打动人除了理智方面还带有一点感情,使看的人真正被你动员起来。

文章如果不合乎上面三点要求,写了人家不看,不能说服人,打动人,文章就等于没有写,就达不到依靠党和群众的目的。我们做工作希望得到党委的同意和支持,但文章党委没有看,或者看了没有懂,党委就不能了解和赞助,群众就动员不起来,这样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就会陷于孤立的状态。孤立无援,得不到党和群众的支持,就会犯错误,即使工作方针意见是正确的,也会犯错误,因为你脱离了党和群众。写文章一定要讲究方法,才能达到政治的目的。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动员群众,这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主席这次的“六十条”才提出的,很早以前就再三提出过。例如毛主席一九四二年二月写的《反对党八股》,就深刻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离现在已有十六年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曾发出“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这个文件也是经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以后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又几次提到如何写好文章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看重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我们写的文章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让党早下决心,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发动群众,使群众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地去做。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认真注意,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无论马、恩、列、斯,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二、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问题恐怕讲不好,我现在只能说一下对这个问题部分的看法。

(一)准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六十条”中的三十七条已有了说明。“准确性属干概念、判断、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学上的三个名词。概念相当于词,判断相当于句,推理相当于两个以上的句子,如茶壶是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容易明了,容易准确,还有抽象的概念,  如      “多快好省”、“反冒进”就比较复杂,比较抽象。名词固然可作概念,形容词也可变为概念,转为名词,概念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多快好省”是事物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概念是不是明确,要看我们说的话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观的东西,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几个概念,代表的范围大小不同,这里指这个,那里指那个,完全不同或者部分不同。人的思想的基本的工具是概念,如基本建设离不了几样材料——概念就是基本的材料,无非是木材、钢材、水泥,一句话无非是概念组成的述语,肯定或否定,好或不好。“高速度”,究竟怎样才算高速度,是对什么东西说的,离开了一定的范围说高速度就不明确。 判断,有了几个概念就可以作判断,如茶壶需要大量生产,大量生产就是概念,这个概念,比较简单。再如每县搞发电厂,这就是个判断,县是抽象的,不一定代表哪个县,可以代表通县,也可以代表别的县,通县也还是个概念,搞发电厂也是个概念,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对什么不对,这就是判断。判断对不对,就要看先后次序对不对,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可能。

推理就是从这一句话引导到那一句话,由第一句话引到第二句话,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的关系就是推理,有时两句话没有推理关系,但很多时候有推理关系,就譬如“六十条”中的三十七条所说的这一段话:“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这就是推理。紧接着又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这也是推理,既然是大灾难,当然就要改变。下面是“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这也是推理,下面是“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这也是推理,这里面有许多论证省略了,因为完全可以看懂,所以省略了。如要说得完全,大致是:既然这么重要,大老爷就用得着管,既然大老爷用得着管,无非是说二把手三把手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问题不能完全熟悉,或者如果仅仅委托二把手三把手来搞,自己不来讲究这个问题,不来注意这个问题,自己的思想也就不能清楚……等等的意思。

关于准确性的问题,即概念、判断、推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准确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确,判断推理对不对,个别的简单的事情也有判断,看字句对不对,数目字是不是有错,再来肯定或否定,或者是看推理对不对,这是形式逻辑里面讲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问题,我们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书,有苏联人写的,也有中国人写的。比较薄的本子还不太难看,可以找来看看,看不懂也没有关系,看总比不看好。

还有一方面是比较大范围的事实的判断,涉及根本立场、方针、方法。涉及简单的问题是形式逻辑,涉及到复杂的问题,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涉及到历史唯物论、辩证法、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立场等等。因为“六十条”在这个地方讲准确性,比较着重谈写文件,所以没有着重谈事物的主流、支流,没有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着重谈对大量事物的本质如何分析,因为别的地方已经讲得很多了。  

搞文件,首先要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如果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即使有个别的判断推理是正确的,也不能挽救这一篇文章,使其由错误的变成正确的。这是要注意的根本性的问题。方法首先要分析正面反面,挑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矛盾的两个主要的侧面,是根本的方法。至于每句话的判断、推理的关系,也是逻辑,属于形式逻辑。 总之,写文章首先要讲辩证法,同时还要讲形式逻辑,两样东西并用。

(二)关于鲜明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1.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写文件与写小说剧本不同,鲜明性的要求不同,关键是观点要突出。写文章无论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宣传一个观点,观点是个判断,是推理来的,推理是从材料来的。所以,要鲜明首先要看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如果观点和材料不统一,就像毛主席在    “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三十二条中说的:“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写文章用材料是为了说明观点,文章写出来叫人家看不清楚,就是不鲜明,就是材料和观点没有联系好,每个观点应该接着有事实作证明,不能证明观点的事实就不要用。每个论点有论据,这是推理问题,从鲜明性来说,观点和论据要摆得合适。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结构,整个建筑还有设计。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观点和材料隔绝了,就像工厂的车间和原料离得很远,甚至中间隔了一道墙一样。如果说有些文章材料、观点互不联系,也是冤枉,他自己可能以为材料和观点联系了,但是离得太远了,太罗嗦了,或者不清楚,材料就不能说明观点。观点和材料,结论和论据要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关于写文章有句老话:“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事实和观点要安排好,一段话要说明一个观点,要有相当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这段话就鲜明,看起来就干净。如果一段话只有很多观点,或者事实很多,没有观点,看了以后就迷失方向,不知道要作什么。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首要的关键。

主席提出两个文件,一是少奇同志给中央的信,一是广西的报告。如少奇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为什么看起来很清楚,因为他提出的观点都有事实作证据,事实也是为了说明几个观点。一个是说红薯好吃,有事实。一个是说红薯是高产作物,对解决当前粮食问题大有帮助。现在有什么问题?河北省需要向外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是河北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向全国推广,难于调运和保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夹叙夹议,作到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材料和观点要统一不难作到,只要有意识地注意就不难。人的观点不论正确的不正确的都是事实的反映。写文章无非是为了说明观点,要使人相信这个观点,就要讲些事实,不管这些事实讲得是否周到、全面、正确。一个观点正是从事实中来的,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所以说,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不难作到。

2.只作到材料和观点统一还不够,观点还要突出,不突出即不能鲜明。街上马路旁边有很多广告,我们首先看到的广告总是突出的,或者是因为它特别大,地位突出,或者因为它色彩鲜明,或者用的画引人注目,等等。一篇文章总的要求,要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席常讲,一个政治家要善于打起旗帜。旗帜就是个纲领,要有鲜明的纲领。旗帜很高,面很大,色彩很鲜明,一下子把群众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常讲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在和平旗帜下等。一篇文章有个基本观点,总的要求,它在文章中就要像一面旗帜一样,主要观点鲜明,提得突出。如果你的论点想拿出来,又不想拿出来,吞吞吐吐,文章就不会鲜明。

有总纲还要有目,纲是提起网来的那根总绳,网还有许多眼,有句成语,“纲举目张”。一篇文章要鲜明就要作到纲举目张。整篇文章、旗帜拿出来了,有大的论点还有小的论点,大小论点要互相联系,排列要醒目,这很要紧。哪些是纲,哪些是目,目与目之间的排列,层次要清楚,条理要清晰。比如,一个大问题下面有三个小题目,为什么这个小题目摆在第一,那个摆在第二、第三,道理要很清楚。并且,段落要分明,我们现在常有的毛病是一段话写得太长,观点太多,看起来不清楚,即便清楚看起来也容易疲劳。一篇文章分为好多小段,这是节省看文件人的脑力的好办法。看完一段知道这是个小结,是一个观点,下面又是一个观点,帮助人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一段最好说一个思想,如果一两个小问题统一起来还只是一个思想也可以。一篇文章是个大的思想观点,每一段是个小的思想观点,要尽量避免把两个互不统一的观点放在一个段落里。并且段落与段落之间前后要能贯穿,这就像基本建设设计一样,有个布局,这个车间与那个车间,厂长办公室,道路的布局要很清楚。全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大纲小目的关系准确,段落分明,前后能贯穿,这些都是帮助观点突出的办法。

我们提出问题,要有背景来证明观点,证明观点的事实材料也要有背景。不要脱离背景。要注意背景。黑字写在白纸上,白纸即是背景,能比较才可看得清楚,黑字写在黑纸上、白字写在白纸上就都看不清楚。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要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背景中去了解,孤立地提出一个论点,提出一个事实,看的人就不会了解。毛主席说,香花是和毒草对照的,真、善、美是和假、恶、丑对照的。我们提出一个指标,看一个工厂的生产怎样,没有背景,速度的快慢就看不清楚,背景就是把现在和过去、将来比较。只有将现在和过去、将来比较(纵的比较),这个部与那个部、这个省与那个省,中国和外国比较(横的比较),才能看出问题来,看出是落后还是先进,这就是提出了矛盾。任何事情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正面的意见要有反面的意见衬托,便于考虑有哪些反对意见,为什么是不正确的。有时我们写文章,话都说了,可是人家看不懂,为什么呢?常常就是因为没有背景,没有衬托,没有比较。观点要有背景,事实也要有背景,现在的表格比较注意了,有绝对数,还有相对数,还有百分比,就容易比较,看起来比较明白。表格搞起来比较容易,数目字大家也记不了那么多。写文章也应该像列表格一样,要有相当的背景,文章的背景当然不能像表格那样公式化、千篇一律,要看什么事,给什么背景。说明事实的重要,单是本身事实不能说明,要说这件事做了帮助了什么,不做妨碍了什么,这也是背景。从前,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介绍了一种方法,叫古今中外法,当然不是什么都讲古今中外,有横的比较,有纵的比较,可以放在古今历史背景上看,放在中外世界背景上看,和古比不一定几千年前,和去年比也是古,和中外比不一定和外国比,这个部和那个部、这个厂和那个厂也是比较。除此,相关的、相反的方面联系起来讲,从纵的方面、横的方面比较,也可以使观点突出。

要把观点突出,要鲜明,除了要有布局、有背景外,还要有辩论。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中讲了好多。提出一个问题,无非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赞成要讲出充分的理由,对反对的意见要加以反驳,有个针锋相对的比较就容易鲜明。要反驳就要讲很多道理,道理要使人信服,理由要充足。还要有比较尖锐的形式,注意适当的尖锐形式和加强语气,这样可以使观点突出。如少奇同志给中央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央应当告诉粮食部,对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作一个统一的安排”。前面讲红薯如何……,如果没有辩论还不那么鲜明,下面就有辩论。“过去粮食部的同志说,红薯难于调运和保存,不能制面,这些意见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这几句话里可看出有了辩论而且加强了语气。

为使观点突出,还要注意文字形式上的问题。一是标题。有的可以不要标题,向中央的报告,可以不要标题,因为不需要那么鼓动,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向群众宣传、发表文章,标题就很重要。毛主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不讲究标题。任何文章都要讲究标题,好文章没有好标题不行,报纸上那么多文章,谁知哪篇好,当然要先看标题,标题好的就吸引住人、引起人的兴趣。有时一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标题,人民日报有篇元旦社论,内容大家不一定记得了,但是都知道是“乘风破浪”。可见标题很重要。其次是导语,导语是报纸上用的,逻辑讲叫作论题,导语和论题都应放在文章的前面。叙述一件事情,讲个道理,要将要点放在前面,讲个道理要把结论放在前面,不是按照三段论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而是先结论,然后前提。叙述不是先怎样、后怎样、最后怎样,而是最后怎样,再事前怎样。当然写小说不能把结论放在前面,那样就没有人看了。我们大家都在工作,不同于看小说,大家都很忙,要解决问题。毛主席常讲一个故事,在北京有一位叫邵飘萍的记者,讲新闻学的导语,给他印象很深。如写一个某处失火的消息,说某天下午有个老太婆生火做饭不小心,街上出了事出去了,没当心,火花跑出来,过了一小时烧了起来,半小时后救火队来了,最后才知道损失了多少。如果没有导语这个新闻就要这样写,如果有导语,应当先说:哪天哪条街失了火,损失多大,烧了多少房子,死了多少人,这是人们最注意的,至于那个老太婆姓张、姓李,如何烧起来的等等,不是人们注意的,要寻根究底再往下看。红楼梦有一章回目是:村姥姥信口开河,情哥哥寻根究底。先要信口开河,也才好寻根究底。我们要把要点、结论放在前面,当然不是所有文章都适合这样,但大多数需要这样作,否则就不突出。先提出结论然后再围绕结论展开讨论,这就叫做醒目。可以叫做倒悬,就是叫人紧张。写文章要叫人紧张,结论放在前面,论据放在后面,这就是倒悬的姿势,就会引人注意。写文章要把结果放在最前面,把压轴戏放在前面,不像写小说,也不像演戏,我们是办事情,要开门见山。还有,末了的结论还要收得好。总之,标题、文章的开头,每一段的开头很重要。

(三)关于生动性。写小说容易生动,也可以写得不生动。写文件要生动,不生动人家不愿意看,但不能像普通文学作品那样办。要生动就是要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可以增加生动性。纯粹抽象的,像算术题似的,一道道列下去,怎样也不会生动,因为全部是抽象的。我们讨论工作本来是比较抽象的东西,讲的道理、列举的数目字是抽象的,可以穿插一些具体人、具体单位、具体事实,这样文章就可以不那么沉闷。如报纸上发表的湖北省委关于红安县委搞试验田的经验的报告,也可以换另一种写法,光报告搞试验田,道理虽然也可以讲清楚,但不生动,湖北的报告中间加些具体的事情,就很生动了。乡里人到县里要见干部,干部开始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说,“下班了”。以后城里干部下乡,乡里人也说,“没有时间”。等了一会,他也说,“我下班了”!引了这么件事就大为生动。还提到干部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社员骂了他一顿,说“摇摇摆摆像个相公,莫把田埂子踩塌了!”单这句话还不够,又问:“你骂谁?”社员说:“我骂你!”,然后再加上县委副书记说:       “骂得对!”有这样的对话,印象就很深刻。这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选得好,话也很生动。典型选得好,一穿插就很生动。单讲道理,报告就减色,动员的作用也就没有这么大。加些具体事实,并且要具体到形象化的程度。广西省委一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央的批语写道:“广西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情况交代得清楚,道理说得明白而正确,文字生动而简练,使人看了还想再看。望各地各部门学习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经验总结报告。”这个批语是少奇同志写的,送主席,主席又加了一句:“我们希望有成百万的干部看到这篇好文章。”为什么这是篇好文章,看了还想再看?就是他引了很多农民和干部的话,而且引的这些话很生动。如果去掉这些话就不会那么生动。如在辩论前,有八死、九变、四不自由,所谓九变是:肥田变瘦田,光田变草田,勤人变懒人,懒人变更懒,肥猪变瘦猪,增产变减产,富人变穷人,肥牛变瘦牛,肥人变瘦人。诸如此类,大量这类话,很俏皮,很生动,很有趣味。当然这些话都是反面话,是坏人讲的,反对合作化的。加些具体的,并且具体到形象化,就会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文章尽管是讨论工作,但应该有感情,提倡什么、促进什么要有感情,反对什么,也要有感情,当然不是专门发挥感情,感情用事,但显不出一点感情来也不好。中央对湖北省委关于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的批示,原来拟的稿子只是一般的写了一下,说这个报告很好,发给各地参照等,受到主席尖锐的批评,说是党八股,没有一点感情,是官样文章,不痛不痒。如果一篇文章较长,没有点问号和感叹号,就会枯燥一些,感情的变化就不大,就不大生动。最后,文字上要讲究些修辞,话要通俗,难懂的话要少用,非用不可时要加以解释。

文章要有些情绪,如正面反面对照,引用两句古话,增加些色彩,格式有些变化,要有些曲折、波澜。让文章生动只有这些方法不够,但注意了这些,就比较会使文章写得生动一些。

三、关于条件。刚才所说的这些,不见得正确,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这样办,还要看对象。对象分两方面,一是给什么人看,二是写什么题目。还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有个例子,在南宁会议的时候,王鹤寿同志写了发展钢铁工业的材料,然后十八个部门同样写了发展计划,有表格、数字、说明,鹤寿同志写的比其他部门不见得更生动、鲜明,差不多,就是因为对象不同,条件不同。钢铁工业中央很注意,早就酝酿,已谈过多次,对这个问题相当熟悉,细节中央已经知道了,只是全貌还不大了解,鹤寿同志的文件有全貌,有背景,有同外国比较,有大、中、小比较就够了。其他题目,过去中央没有怎么讨论和研究,因此,从一个表上的确不易看懂。这里同时也说明一般看表格是比较困难的,写报告要多用些文字,少用些表格。有的报告的内容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形象,如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铁路怎么发展,要搞那么多形象化就不好办,不是长篇报告,引具体人,讲什么话也困难,所以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得像湖北、广西的报告那样。但如何叫人看起来有兴趣,能够看完、看懂,方法还是可以捉摸的。文章写得长,写得短,写得详细,写得简单,要加解释,不要加解释,要看人家了解的程度。什么文字要多加工,什么可以少加工,要看对象。如人代大会上的报告一般要少用难懂的话,人家提出来还得解释。从前有一句诗写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是“淡扫蛾眉朝至尊”。因为唐明皇很宠幸她,他们常来常往,就可以这样。什么可以“淡扫蛾眉”,什么要多作梳妆打扮,要看对象。我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看,给什么人看,要使人看下去,应该捉摸一下,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文章的话是对群众讲的,对这部分群众还是对那部分群众,是给干部讲的,是给中央写的,文章应该不同。

四、怎么办?中央对各部写文件提出了许多要求,今后应当如何改进?我看也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六十条”      提出要培养秀才,要搞个计划,定下人来,定下时间。计划看些什么,加以讨论,把过去写的文件,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坏的,讨论一下,党组书记主持开会不能多,但可开几次,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找几个人成立个小组,订个计划,一年讨论几次,中央经常提出一些写得好的文章,也批评一些写得坏的文章,自己写过的文件也可拿来讨论、比较,研究典型。“六十条”提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好的典型很多,毛主席写了很多文章、电报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典型。我们抓住写得好的和不好的两头,就可以带动中间。主要讨论两种典型。也可以参考一些书。“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已提出,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有些文法和逻辑书,能认真看最好,如果没有兴趣,也的确比较枯燥,看不太懂,浏览一下也可以,看一遍有个印象也有好处。还是以讨论两种典型为主,参考书为辅,组织个小组,一年认真讨论几次。大家都写文章,部长写,司局长也写,可以分开几个组,也可以有大组小组,如果一年能检查四次,我看大有希望,世界不是不可知的,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改变的,写文章是客观实践的过程,它的内在规律是可以掌握的。至于是否能运用自如,那是另外的问题。只要加强领导、订出规划,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在写文件方法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卷24

关于提高文化修养问题的一封信

● 胡 乔 木

周扬、光年同志:

唐因、唐达成两同志论《苦恋》的文章写得很好。显然是苦心经营之作。我现在只提一点文字上的小意见。

开头一小节:“是当前一部分人中间的……错误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这里的逗号在语法上是不允许的。

第一部分第八小节“这纯属是凭空的编造。”纯属是宜用纯粹是或纯属。

同节“与作者所标榜的屈原诗句:……的精神,”    这里的冒号在语法上也不允许,虽然有许多人常这样误用。

第三部分第二小节:“但不能掩盖它在艺术上的致命缺陷:即图解概念。”这里的冒号只能用逗号,除非把下面的即字删去。

同节末:“总之,一切都围绕于、服务于……至于是否合乎生活的真实,是宁可弃之不顾的。”  是前应加作者二字,否则就成为“一切……是宁可弃之不顾的”了。

此外还有好些处应断句而未断句的地方,比较次要,不列举。

这些琐屑本可置之不论,我现在提出,是因为我最近读了一些入选的作品(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发现不少作者和编者在这类地方不很注意,甚至错别字也不少见。这不能算是文艺创作上的大问题,但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和编辑出版工作的文化水平的一种表现,并且对读者、作者自己和后来的作者编者影响非浅,所以值得引起注意。文艺评论固非创作,本身也应是艺术品,而艺术就不能不要求细节上的完美。

我虽也常写些文章,却深感自己语法修辞逻辑的训练不足,以至写出来的东西每看一次,就发现许多疵点。五十年代开第二次文代会,我曾准备过一个讲话稿(后未用)。送叶圣陶先生的一份,承他与朱文叔先生共同校阅,几乎每两三行就被指出一处文字错误,至今念念不忘。这次八月八日的讲话,我至少看过五遍,待印发后仍发现有多处语病。这个讲话稿可惜事前和事后都未能请你们共同商讨。现想过一段时间在《红旗》上发表,不知是否妥当。如果同意,希望你们多提意见,以便在公开发表之前再作一次修改。

此信请不必回信了,但烦转给二唐和文井、君宜等同志一阅。我想把我看过而打了记号的书和刊物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考,但这可能要在一个月之后。

敬礼

十月十五日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我谈写文章

●王力

《新闻战线》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写文章。我自己的文章写不好,这个题目我怎能谈得好呢?我推辞了几次都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谈几句。

文章是写下来的语言。文章和语言都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我们不应该把文章和语言分割开来。现有许多写文章的人,从中学生到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拿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想,我现在是写文章,跟说话不一样,要写得“文”一点,多加上一些辞藻,多加上一些政治名词,多绕一些弯子。这些人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时候,文章本来是很通顺的,到了高中和大学,文章越来越不通了。毛病在于,他们错误地认为文章越   “文”越好;他们不懂得,文章脱离了口语,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语言,决不能成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

文章又是有组织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文章和口语不一样。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不假思索,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候语言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句子也不合逻辑,不合语法。有的同志在小组或大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是人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发表出去,读者却又发现他的话毛病百出,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要好好地构思,在文章的条理以及逻辑性和科学性方面多多考虑。所以写文章要仔细推敲。我认为主要是要在逻辑性和科学性方面仔细推敲。

毛主席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报纸上的文章,鲜明性方面做得较好,准确性方而做得较差。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谈淡准确性的问题。准确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是表达形式的准确性。我这里主要是谈表达形式的准确性,也就是语言的逻辑性。不但逻辑推理要有逻辑性,我们造一个句子也需要有逻辑性。凡是不合事理的句子.也就是不合逻辑的句子。平常我们所谓主谓搭配不当、动宾搭配不当,形容词和名词搭配不当等等,严格地说,都不是语法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例如《新闻战线》l979年第二期梁枫同志批评的“最好水平”,是形容词和名词搭配不当,表面上是语法问题,实际上是逻辑问题。依汉语语法,形容词用作定语时,应该放在其所修饰的名词的前面,“最好水平” 这个结构并未违反语法规则,因此也没有犯语法错误。但是,“最好水平”这个词组是违背事理的。“水平”的原义是水的平面,水的平面永远是平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高低之分,因此说“最好水平” 就是不合事理。这种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有一天我听中央台的广播,讲到某人民公社所走的道路是“行之有效” 的,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平常只听说“有效方法”、“    有效措施”,没有听说过“有效道路”。第二天看报纸,已经改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改得好!这样一改,就没有毛病了。又有一次,我在报上看见某公社“闯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任何人闯出来的。

我们平常只说“闯出一条新路”,不说“闯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有时候,从标题起就出了语病。例如某日某报有一条新闻,标题是《舍身忘死救儿童》,讲的是一个中学生“舍身”  救人的事迹。标题只七个字就有两个错误。第一,“舍身”  通常指牺牲了性命;这个中学生救活了一个小女孩,他自己没有死,说他“舍身”是不合事实的。第二,“忘死”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那个中学生忘记自己的死,而他自己并没有死,谈不上忘记自己的死。即使他死了,也不能说他 “忘死”,因为死人无知,没有忘不忘的问题。也许作者说,这里的“忘死”指的是“不想到自己会死”。那也不好。应该是置生死于度外,明知冒生命的危险,也要救人。有时候,过分夸大的语句也会出毛病。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稿,其中有一句话:“我们要为台湾归还祖国贡献一切力量。” 我说:“你把一切力量都用于争取台湾归还祖国了,还有什么力量再贡献给四个现代化呢?”把“一切”二字删去了,就没有毛病了。有时候,不但是逻辑性问题,而且是科学性问题。例如冰心同志嘲笑的“月圆如镜,繁星满天”,比不上曹操的“月明星稀”更合乎事实。皓月当空,三、四等以下的星星都被月光遮掩住了,我们还能看见繁星满天吗?

由此看来,要学好写文章,首先要学好造句。古人的语文教育,要求人们写出通顺的文章。所谓“通顺”,指的是语言合乎语法,合乎逻辑,主要是用词造句的问题。而在造句的问题上,主要是用词不当的问题。什么叫做用词不当呢?就是把某一个词用在不合适的上下文里。为什么会用词不当呢?这是因为写文章的人不懂那个词的真正意义(如“水平”),或者是懂的(如“有效”、“闯出”)到下笔造句时却又忘了。韩愈说过:为文须略识字,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写文章要懂得语词的真正意义。韩愈是一代文豪,尚且说这样的话,可见识字的重要性。我老了,写文章还常常查字典、词典,生怕用词不当。识字是基本功,同志们不要轻视它。

为了写好文章,需要有好的语文修养。毛主席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主席要求我们: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个道理很重要,我在这里谈谈我的体会。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民群众的语言,最鲜明,最生动,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报纸上多数文章总是那么干巴巴的?就是因为作者喜欢掉书袋,堆砌辞藻,半文半白,离开人民群众的语言很远,失掉宣传的效果。这是走错了路。希望这些同志回过头来,好好地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毛主席说:“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我们吸收外国的语汇,要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今天,现代汉语的语汇中从外国吸收来的词语,比“五四” 时代以前高出数十倍,如果我们要学得象,不走样,最好是学好外语。。例如   “ 水平”一词来自外语①,我们看见英语Level 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就不会再写出“最好水平”这样的话了。又如“词汇”一词来自英语的Vocabulary(即毛主席说的“词汇”),指的是一种语言里的全部的词(斯大林叫做“词的总和”)②。现在有人说:“某词典共收了两万个词汇。”那就错了。一部词典只有一个词汇,不能有几千或几万个词汇。我们只能说这部词典共收了两万个词,或两万个单词。
我们应该把吸收外语而走了样的情况改变过来。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主要是指成语来说的。学习成语,可以丰富我们的词汇。许多成语都能起言简意赅的作用。这也和吸收外语一样,要学得象,不走样。有一次,我看见一张电影说明书上把“突如其来”写成了“突入其来”,这显然是因为作者不懂“突如”是什么意思。“突如”就是“突然”③。作者不懂,所以写错了。我的意见是:最好少用自己不懂的成语;如果要用的话,请先查一查词典。

关于写文章,还有一个篇章结构的问题。这主要是逻辑推理的问题。要学习一些典范文,学会逻辑推理的本领。我的意见是:可以熟读马、恩、列、斯、毛的文章,注意篇章结构是如何严密。我们不但要学习马、恩、列、斯、毛的革命理论,同时也要学习他们的文章的逻辑推理。我建议大家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两篇文章是逻辑推理的典范。当然还有其他的文章,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注释:①“水平”,中国古代叫做“准”,只用于具体意义(水的平面),不用于抽象意义。

②“词汇”(语汇)这个名词译得很好。中国古代有所谓“字汇”,就是字典。

③《周易?离卦》:“突如其来如。”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0

谈谈写信

●王  力

最近两年来,我和祖国各地许多青年同志通信。我每天收到三五封信,多到八九封。他们差不多每人头一句话都说:“您料想不到一个陌生人给您写信吧?”其实我早就料到了。这些青年同志,多数是写信向我买书。他们不知道,写书的人是没有书出卖的!还有许多同志寄来他们所写的诗(有些是诗集),请我给他们改。我说:“诗要有诗味,你如果有了诗味,用不着改了;如果没有诗味,我没法子替你把诗味放进去。何况我自己就不是诗人,怎能替你改诗?”有的同志写长篇研究论文要我介绍出版,那我就办不到了。我们应该信任出版社编辑部,如果他们认为你的论文有价值,自然会给你发表的。有的同志多次寄论文来,我就无力应付了。有的同志要求我指导他们怎样读书写文章,接受他们做函授生,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我今年八十岁了,学校里早已免除我的教学工作。我怎能接受函授生呢?

由于和青年同志通信多了,我发现有些同志还不大会写信。《语文学习》编辑部约我写文章,我写不出,忽然想起《谈谈写信》这个题目来。不知道编辑部肯不肯给我发表这篇短文。

首先从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和寄信人姓名谈起。多数人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或王力先生收,或王力同志收,都不错。我个人不大喜欢人家称我教授,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教授这个名称已经臭了。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因为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很多心,以为人家不肯叫我同志,是因为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伯伯收,那是不合适的。因为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是写给邮递员或送信人看的,邮递员和送信人不叫我王伯伯。外国也没有这个规矩,将来咱们和外国人通信,切不可以在信封上写Smith伯伯收或Jones伯伯收!有的同志在信封上干脆写王力收,那更不好!我回信说:“你在信内称我做尊敬的王力教授,太客气了;你在信封上写王力收,又太不客气了。”这是礼貌问题。那位青年同志复信感谢我的指教。其实我不怪他,因为不少人是这样写信封的,甚至机关学校给我来信也有这样写信封的。还有一些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把“教授” 二字放在括号内(或者把“教授”二字写得小些),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也是没有礼貌的,似乎是说,你本来不配当教授,我不过注明一下,以便投递罢了。真令我啼笑皆非!我还听说许多青年人写信给父亲,在信封上写的是“父亲大人安启”,写信给姐姐,在信封上写的是“姐姐收”,那就更可笑了。我认为中学语文课里应该教学生写信,首先教他们学会写信封。

有的同志给我写信用的是机关学校的信封,有的是某某革命委员会,有的是某某大学,等等。这也是不合适的。最好不用机关学校的信封;用了,也该加上自己的姓名(或单写一个姓亦可)。如果不加上自己的姓名,应该算是犯法的,因为你把私人的信当做公函发出了。前些日子我收到胡乔木同志一封信,他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封,还加上胡乔木三个字。我们应该向胡乔木同志学习。

下面谈谈写信的内容。写信总有一个目的。除了家信之外,一般总是对别人有所请求。你应该开门见山,把你的请求提出来,不必兜一个大圈子。我收到不少人的信,首先恭维我一番,然后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他们怎样有志努力学习,要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长达八九页信纸,最后才抱歉说:“我说了一大堆话,打搅了您,浪费您很多时问,请您寄给我们一部《古代汉语》!”这样不好。你既然知道抱歉,为什么不少说一些废话呢?

写信没有什么秘诀,顺着自然就是了。写信就是谈话。由于对话人相隔太远,没法子面谈,所以改为笔谈。如果我们写信仍照日常说话一样,不装模作样,不改变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就不会出毛病。有的青年人写信不是这样,而是改变现代汉语,因此就弄出毛病来。

近来某些人的来信中常常出现“您们”这个词,甚至在某会议给中央领导的致敬电中也用“您们”这个词。其实现代汉语里这个词并不存在。“您”字,北京念nTn,是“你” 的尊称。这个“您”  并没有复数,北京人从来不说“您们”   (ninmen)。因此,普通话也不应该有“您们”(可以说成“您两位”“您三位”等)。最近某杂志刊     登        吕叔湘先生的一封信,编辑部把信中的你们,擅改为    “您们”。吕先生写信批评了   编辑部。他说:“我从来不说‘您们’!”我们写信时,应该注意避免这一个语法错误。     

有的青年人写信喜欢堆砌辞藻。那也不好。写信应该朴实无华。惟有家人父子的谈话最能感动人,堆砌辞藻反而显得不亲切,不诚恳。何况青年人往往语文素养不够,堆砌辞藻往往用词不当,弄巧成拙。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最不好的作法是写文言信,或者写半文不白的信。有一位青年同志和我通信讨论学术问题,我觉得他很有一些好见解。他忽然给我写来一封文言信,写了许多不通的句子,使我非常失望。另一位青年同志和我通信,想考我的研究生,也是忽然来了一封文言信,这封信的文言文写得很不错,但是我也不高兴。我复信说:“如果你在试卷中写文言文,我就不录取你!”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是为了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是为了学写文言文。我怀疑有的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生写文言文。那很不好。现代人应该说现代话,不应该说古代话。有一位青年人写了一封文理通顺的信给我,我正看得很高兴,忽然看到一句“吾误矣”,就给我一个坏印象。现代汉语明摆着一句“我错了”,为什么不用?偏要酸溜溜地说一句“吾误矣”!我恳切地希望中学语文教师注意纠正这种坏文风。

我在前几年听别人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青年干部写信给一位领导干部,最后一句是“敬祝首长千古"。我听了,笑弯了腰,我以为是人家编造出来的笑话。不料后来我自已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青年同志在病床上给我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在弥留时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复信说:“你在弥留,应该是快断气了,怎能写信呢?”

有时候,乱用文言词,会导致对方不高兴。有一次,我在某校做了一次演讲,事后收到那个学校的道谢信,信内说:“承你来校做学术报告,颇为精采,特函道谢。”又有一次,一位中年同志写信给我说,“您来信给我批评,使我颇受教益。”这两位同志都用了文言词语“颇”字,他们不知道,在古代汉语里,“颇”字一般用作“相当”的意思。(广雅:“颇。少也。”“少” 就是稍”的意思。)“颇好”   是“相当好”     或“比较好”,“颇大”是“相当大”  或“比较大”,现代北   方话虽然把“颇”       字当作“很”   字讲了,但南方还有许多地方不把“颇”字当作“很”   字讲。那么,“颇精采”只是“相当精采”,“颇受教益”  只是“稍受教益”,包含有不大满意的意思。为什么不说“很精彩”、“很受教益”呢?又有一次,一位青年同志写信给我说:“希望你一定答复我的信,切切!”他不知道,“切切”是从前做官的人命令老百姓的话。在旧社会里,县太爷出告示,最后一句是切切此令!你瞧!写半文不白的信有什么好处呢?  

今年五月,我写了一篇《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福建有一位工人同志写信批评我说:“你为什么反对学文言文?难道我们工农大众就不要提高文化水平吗?”这位同志是把文言文和文化混为一谈了。《毛选》五卷,除了一篇《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外,都是白话文,而且是用很浅显的语言阐述很高深的理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同时也要学习毛主席提倡白话文的精神。

最后,我还想谈谈写字。

我国有个优良传统:给别人写信,特别是给尊辈写信,必须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否则不够礼貌。有时写得匆忙,字写得不够规矩,还要在最后来一句:“草草不恭,敬希原宥。”现在有的青年人写信不是这样:他们笔走龙蛇,潦草得看不出是什么字来。说是草书吧?草书也该是有章法的,或者是学的怀素,或者是学的米芾,或者是学的文徵明,都好认,惟有他们独创的草书不好认!这样,我们看信的人就苦了。结果是看信人看不下来,索性不看,吃亏的还是写信人!还有一种字并不是草书,而是横行导致的毛病。我们知道,汉字多数是形声字,分为两部分,或者是左形右声,或者是右形左声,也有一些会意字是分成两部分的。现在有些青年人在横写的时候,贪图写得快,常常把前后两个字连起来写,以致前一个字的右边和后一个字的左边结合在一起,字与字之间界限不清楚。于是“林木”   变了“木林”,“明月”  变了“日朋”,等等,也就很难看懂。写信人省了一点时间,看信人要多花一点时问,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最后署名是一个大问题。许多青年人喜欢用草书鉴名,而他的草书又是自创的,别人看不懂。问题就严重了。叫我怎么写回信呢?我只好在信封上照描,说声对不起,信寄得到寄不到我不负责任!外国人鉴名也好潦草,但是他们的信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他们在鉴名的后面还用打字机再打出他的名字,清清楚楚,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没有打字机,签名潦草,谁知道你的高姓大名呢?关于通信地址,也应该写得清晰些,以免误投或无法投递。

我重复说一句,希望中学在语文课中教学生写信。这是最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学生毕业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需要经常和别人通的啊。

(选自《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四●应用文写作》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卷20

认真学习语文

●叶圣陶

学习语文的确很重要。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的语文程度不够高。语文程度不够高,大约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阅读。比方看《人民日报》的社论,有些人看是看下去了,可是觉得甚了然,抓不住要点,掌握不住精神。另一方面是写作。写了东西,总觉得词不达意,仿佛自己有很好的意思,只因为写作能力差,不能把它充畅地表达出来。这就可见阅读和写作两方面的能力都要提高。

阅读是怎么一回事?是吸收。好象每天吃饭吸收营养料一样,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写作是怎么一回事?是表达。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或者用嘴说,或者用笔写。阅读和写作,吸收和表达,一个是进,从外到内,一个是出,从内到外。这两件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经常需要的。这两件事没有学好,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社会。说学习语文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对学习语文要有正确的认识

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用起来的。以前,这个学 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一九四九年以后才统称“语文”。

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比如锯子、刨子、凿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思想和语言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般说来,想心思得靠语言来想,不能凭空想。固然,绘画、音乐、舞蹈表达思想内容是不凭借语言的,绘画凭借线条和色彩,音乐凭借声音和旋律,舞蹈凭借动作和姿态,可是除了这些以外,表达思想都要依靠语言。

就学习语文来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工具有好有坏,有的是锋利的,有的是迟钝的,有的合用,有的不合用,这是一方面。思想也有好有坏,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很周密、深刻,有的很粗糙、浮浅,这又是一方面。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有些人,而且是不少的人,对待这两方面不够正确。

有些人认为,只要思想内容好,用来表达的语言好不好无所谓。有些人甚至认为语文是雕虫小技,细枝末节,不必多注意。既然这样,看书无妨随随便便,写文章无妨随随便便。文章写出来半通不通不以为不对,反而认为只要思想内容好,写得差些没有关系。实际上,看书,马马虎虎地看,书上的语言还不甚了然,怎么能真正理解书的内容?写文章,马马虎虎地写,用词不当,语句不通,怎么能说思想内容好?文章写不通,主要由于没想通,半通不通的文章就反映半通不通的思想。

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了语文,思想内容的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因而就想专在字词语句方面下功夫。这个想法也不对。有人写工作总结写不好,写调查研究的报告写不好,认为这只是“写”的问题。学好了语文,工作总结和调查报告是不是一定写得好?不见得。为什么?写工作总结必须参加了某项工作,对这一项工作比较全面地了解,知道这一项工作的优点和缺点,经验和教训,加上语文程度又不错,这才能写。写调查报告也一样,一定要切切实实地进行调查,材料既要充分又要有选择,还要恰当地安排,才能写好。

这样说起来,要写好工作总结和调查报告,既要在语文方面下功夫,也要在实践方面下功夫。两方面的功夫都要认真地做,切实地做。   

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学以致用”。经过学习,读书比以前读得透彻,写文章比以前写得通顺,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习语文的目的。进一步说,学习语文还可以养成思想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理解得透彻,表达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准确;还有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等。这样看来,学习语文的意义更大了,对于做工作和培养品德都有好处。

学习语文不能要求速成

我常常接到这样的信,信上说,“我很想学语文,希望你来封信说说怎样学。”意思是,去一封回信,他一看,就能学好语文了。又常常有这样的请求,要我谈谈写作的方法。我谈了,谈了三个钟头。有的人在散会的时候说,“今天听到的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哪有这么容易?哪有这么快?希望快,希望马上学到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学习不可能速成,不可能画一道符,吞下去就会了。学习是急不来的。为什么?学习语文目的在运用,就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凡是习惯都不是几天功夫能够养成的。比方学游泳。先看看讲游泳的书,什么蛙式,自由式,都知道了。可是光看书不下水不行,得下水。初下水的时候很勉强,一次勉强,二次勉强,勉强浮起来了,一个不当心又沉了下去。要到勉强阶段过去了,不用再想手该怎么样,脚该怎么样,自然而然能浮在水面上,能往前游,这才叫养成了习惯。学语文也是这样,也要养成习惯才行。习惯是从实践里养成的,知道一点做一点,知道几点做几点,积累起来,各方面都养成习惯,而且全是好习惯,就差不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写完一句话要加个句号,谁都知道,一年级小学生也知道。但是偏偏有人就不这么办。知道是知道了,就是没养成习惯。

一定要把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实践越多,知道得越真切,知道得越真切,越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不断学,不断练,才能养成好习惯,才能真正得到本领。

有人说,某人“一目十行”,眼睛一扫就是十行。有人说,某人“倚马万言”,靠在马旁边拿起笔来一下子就写了一万个字。读得快,写得快,都了不起。一目十行是说读书很熟练,不是说读书马马虎虎;倚马万言是说写得又快又好,不是说乱写一气,胡诌不通的文章。这两种本领都是勤学苦练的结果。

要学好语文就得下功夫。开头不免有点勉强,不断练,练的功夫到家了,才能得心应手,心里明白,手头纯熟。离开多练,想得到秘诀,一下子把语文学好,是办不到的。想靠看一封回信,听一会讲演,就解决问题,是办不到的。

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坏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吃它的亏,想改也不容易。比如现在学校里不少学生写的错别字很多,学校提出要纠正错别字,要消灭错别字。错别字怎么来的呢?不会写正确的形体吗?不见得。有   的人写错别字成了习惯,别人告诉了他,他也知道错,可是下次一提笔还是错了。最好是开头就不要错,错了经别人指出,就勉强一下自己,硬要注意改正。比方“自己”的“己”和“已经”的“已”搞不清楚,那就下点儿功夫记它一记,随时提高警惕,直到不留心也不会错才罢休。

这个讲座要给大家讲一些好文章,让大家和好文章接触,学习作者怎样想心思,怎样安排材料,怎样看问题,怎样下结论,同时学习他怎样用语言来表达。通过这些好文章的讲读,帮助大家提高阅读的能力,养成认真读书的好习惯。还要讲一些有问题的文章和不大好的文章,或者意思不很完整,或者语言不够正确。请大家先看看这些文章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不好,怎么修改就对了,自己先想过一通,然后听别人讲,两下对一对,很可以提高看文章的眼光,提高写文章的能力。

学习语文要练基本功

学习语文要练基本功。写一篇文章,就语文方面讲,用一个字,用一个词,写一个句子,点一个标点,以及全篇的结构组织,全篇的加工修改,这些方面都要做到家才算好。这些方面都下功夫,都得养成好的习惯。这样,写起文章来就很自如,就没有障碍,能够从心所欲。培养这些方面的能力,使之养成好的习惯,就叫练基本功。

一出戏要唱工做工都好是不容易的。最近我看周信芳、于连泉(筱翠花)几位总结他们表演艺术经验的书,讲一个动作如何做,一句唱词如何唱,都有很多道理。道理不是嘴上说说的,是从实践里归结出来的。我们学习语文,看文章写文章也能达到他们这样程度,就差不多了。学戏的开始,不是从整出的戏入手的,一定要练基本功,唱腔,道白,身段,眼神,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严格训练,一丝不苟。起初当然勉强,后来逐渐熟练,表演出来就都合乎规矩。然后再学一出一出的戏。学绘画,要先练习写生,画茶杯,画花瓶,进一步练速写,这些都是基本功。学音乐、舞蹈也一样,都要练基本功。木工做一张桌子也不简单,锯子、刨子和凿子,使用要熟练,要有使用这些工具的好习惯,桌子才做得合规格。总之,无论学什么,练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学语文的基本功是什么?大体上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识字写字。同志们可能想,谁还不识字,这个功夫没有什么可练的。可是一个字往往有几个意义,几种用法,要知道得多些,个个字掌握得恰当,识字方面还得下功夫。比如“弃甲曳兵而走”,这是《孟子》上的一句话。小学生可能不认识“曳”字,其余都是认识的。可是小学生只学过“放弃”“抛弃”等词,没用过单用的“弃”字。至于“甲”知道是“甲、乙”的“甲”,“兵”知道是“骑兵”“伞兵”的“兵”,“走”知道是“走路”的“走”。他们不知道“甲”是古代的军装,“兵”在古代语言中是武器,古人说“走”,现代人说“逃跑”。“曳”这个字现代不用了,只说“拖”。“而”字在现代语言中是有的,如“为……而……奋斗”、“为某人的健康而干杯”,可是照“弃甲曳兵而走”这句话的意思说,“而”字就用不着了。用现代话说,这句话就是“丢了铠甲拖着武器逃跑”。到高中程度,识字当然要比小学比初中更进一步,对某些字知道更多的意义和用法。中国字太多,太复杂,谁也不能夸口说念字不会念错。字要念得正确,不要念别字。这也是识字方面应该下的功夫。

写字,也要下些功夫。不一定要买什么碑帖,天天临它几小时,这不需要;可是字怎么写,总要有个规矩。写下的字是让人家看的,不要使人家看不清楚,看得很吃力。有时候我接到些信,字写得不清楚,要看好些时间,看得很吃力。不要自己乱造字,简化字有一定的规范,不要只管自己容易写,不管别人难于认。字要写得正确,一笔一划,都辨得很明白;还要写得熟练,如果写一个字要想三分钟,这怎么能适应需要。要把字写得正确熟练,这就是基本功。

第二、用字用词。用词怎么用的正确、贴切,需要比较一些词的细微的区别。这是很要紧的。比如与“密”字配合的,有“精密”、“严密”、“周密”等词,粗粗看来,好象差不多,要细细辨别.才辨得出彼此的差别。“精密”和“周密”有何不同,“精密”该用在何处,“周密”该用在何处,都要仔细想一想。想过了,用起来就有分寸。如果平时不下功夫,就不知道用哪一个才合适。

用词还有个搭配的问题,比方“成绩”,可以说“取得成绩”,“做出成绩”,如果说“造出成绩”就不对了。前边的词和后边的词,有配得上的,有配不上的,把不相配合的硬配在一起,就不行。所以用词也是基本功,无论阅读或是写作都要注意。

第三、写句子。句是由许多词组成的,许多词当中有主要的部分和附加的部分。读句子,写句子,一方面要抓住它的主要部分,要认清它的附加部分,另一方面要辨明附加部分和主要部分是什么关系。读一句话,写一段话,要能马上抓住主要的部分,能弄清楚其他的部分与主要的部分的关系,这就是基本功。长句子尤其要注意。有些文章象看得懂,又象看不懂,原因之一怕就是弄不清楚长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

读文章,写文章,最好不要光用眼睛看,光凭手写,还要用嘴念。读人家的东西,念出来,比光看容易吸收。有感情的文章,念几遍就更容易领会。自己写了东西也要念,遇到念来不顺的地方,就要改。好的文章,要多读,读到能背。一边想,一边读,有好处。这好处就是自己脑子里的想法跟作者想法合在一起了,自己的想法和语言运用能力就从而提高不少。长的文章可以挑出精采的段落来多读,读到能背。读的时候不要勉强做作,要读得自然流畅,大家不妨试试。

第四、文章结构。看整篇文章.要看明白作者的思路。思想是有一条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这条路, 好文章的作者是决不乱走的。看一篇文章,要看它怎样开头的,怎样写下去的,跟着它走,并且要理解它为什么这样走。比如一篇议论文,开始提出问题,然后从几个方面来说,而着重说的是某一个方面,其余几个方面只说了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一定是有道理的。读的时候就得揣摩这个道理。而往细处说,第二句和头一句是怎样连接的,第三句和第二句又是怎样连接的,第二段和第一段有什么关系,第三段和第二段又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都要搞清楚。这些就叫基本功。练,就是练这个功夫。   

总起来一句话,许多基本功都要从多读多写来练。读人家的文章,要学习别人运用语言的好习惯。自己写文章,要养成自己运用语言的好习惯。要多读,才能广泛地吸取。还要多写,越写越熟,到后来才能从心所欲。有人写了文章,自己不改,却对别人说,“费你的心改一改吧”。自己写了就算,不看不改,叫别人改,以为这就过得去,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写之前,要多想想,不要动笔就写。想得差不多了,有了个轮廓了,可以拟个提纲。提纲可以写在纸上,也可以记在脑子里。总之,想得差不多了再写。写好以后,念它几遍,至少两三遍,念给自己听,或者念给朋友听。凡是不通的地方,有废话的地方,用词不当的地方,大致可以听出来。总之,要多念多改,作文的进步才快。请别人改,别人可能改得不怎么仔细,或者别人改的道理自己不明白,这就没有多大好处。当然,别人改得仔细,自己又能精心领会,那就很有好处。

要认真学习语文

认真不认真,是学得好不好的关键。希望学得好,先要有个认真的态度。看书,不能很快地那么一翻,看文章,不能眼睛一扫了事,这是囫囵吞枣。写文章,不能想都不想,动笔就写,写完了自己又懒得改。这些都是不认真的态度。如果这样,一定学不好。某个中学举行过一次测验,有一道题里学生需用“胡同”这个词,竟有不少学生把极容易的“同”字写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学习态度不认真。这应该由老师负责,老师没有用种种办法养成学生认真的习惯。大事情是由无数小事情加起来的,小事情不注意,而大事情却能注意,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有的人写了文章,别人给他指出某处是思想认识的错误,某处是语言文字上的错误,他笑了笑就算了,这也是不认真的态度的表现。写个请假条,写封信,也要注意。无论读或是写,都不能马虎。马虎是认真的反面。马虎的风气在学校里和机关里都有,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坏风气。

有的老师有的家长往往说,某某孩子两天就看完了一部长篇小说,真了不起。我认为这不好。很大的一本书两天就看完,可能只看见些影子,只记得几个人名,别的恐怕很难领悟。这样的读书法是不该提倡的。先要认真读,有了认真读的习惯,然后再求读得快。

一句话,希望诸位认真自学。在这里听到的,只能给诸位一些启发,一些帮助,重要的还在自己学习。而且这里所讲的也不一定全盘接受,要自己认真想过,认为有道理才接受。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诚实的自己的话

●叶圣陶

我们试问自己,最爱说的是哪一类的话?这可以立刻回答,我们爱说必要说的与欢喜说的话。语言的发生本是为着要在人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顺着这两个倾向的,自然会不容自遏地高兴地说。如果既不是表白,又无关感兴,那就不必鼓动唇舌了。

作文与说话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说话的经验里可以得到作文的启示。倘若没有什么想要表白,没有什么发生感兴,就不感到必要与欢喜,就不用写什么文字。一定要有所写才写。若不是为着必要与欢喜,而勉强去写,这就是一种无聊又无益的事。

勉强写作的事确然是有的,这或者由于作者的不自觉或者由于别有利用的心思,并不根据所以要写作的心理的要求。有的人多读了几篇别人的文字,受别人的影响,似乎觉得颇欲有所写了;但是写下来的与别人的文字没有两样。有的人存着利用的心思,一定要写作一些文字,才得达某种目的;可是自己没有什么可写,不得不去采取人家的资料。像这样无意的与有意的强勉写作,犯了一个相同的弊病,就是模仿。这样说,无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来申辩,说他所写的确然出于必要与欢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许也要不承认自己的模仿。但是,有一个尺度在这里,用它一衡量,模仿与否将不辩而自明,这个尺度就是“这文字里的表白与感兴是否确实是作者自己的?”拿这个尺度衡量,就可见前者与后者都只是复制了人家现成的东西,作者自己并不曾拿出什么来。不曾拿出什么来,模仿的讥评当然不能免了。至此,无意而模仿的人就会爽然自失,感到这必要并非真的必要,欢喜其实无可欢喜,又何必定要写作呢?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写作的本意,为葆爱这种工具起见,也将遏抑利用的心思。直到确实有了自己的表白与感兴才动手去写。

像那些著述的文字,是作者潜心研修,竭尽毕生精力.获得了一种见解,创成了一种艺术,然后写下来的,写的自然是自己的东西。但是人间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悬;现在定要写出自己的东西,似乎他人既已说过,就得避去不说,而要去找人家没有说过的来说。这样,在一般人岂不是可说的话很少了么?其实写出自己的东西并不是这个意思;按诸实际,也决不能像这个样子。我们说话、作文,无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词;至于原料,也免不了古人与今人曾经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虽然不能说决没有创新,而也不会全部是创新。但是,我们要说这席话,写这篇文,自有我们的内面的根源,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了别人的影响,也不是想利用来达到某种不好的目的。这内面的根源就与著述家所获得的见解、所创成的艺术有同等的价值。它是独立的;即使表达出来恰巧与别人的雷同,或且有意地采用了别人的东西,都不应受到模仿的讥评;因为它自有独立性,正如两人面貌相似、性情相似,无碍彼此的独立,或如生物吸收了种种东西营养自己,却无碍自己的独立。所以我们只须自问有没有话要说,不用问这话是不是人家说过。果真确有要说的话,用以作文,就是写出自己的东西了。

更进一步说,人间的思想、情感诚然不甚相悬,但也决不会全然一致。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师友的熏染,时代的影响,都是酿成大同中的小异的原因。原因这么繁复,又是参伍错综地来的,这就形成了各人小异的思想、情感。那么,所写的东西只要是自己的,实在很难得遇到与人家雷同的情形。试看许多文家一样地吟咏风月,描绘山水,会有不相雷同而各极其妙的文字,就是很显明的例子。原来他们不去依傍别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对着风月山水;他们又绝对不肯勉强,必须有所写才写;主观的情绪与客观的景物揉和,组织的方式千变万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独创了。虽然他们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词,也只是古今人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而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给与的,终竟是唯一的独创的东西。

讨究到这里,可以知道写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意义了。

既然要写自己的东西,就会连带地要求所写的必须是美好的: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子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试想假如只知写出自己的东西而不知求诚,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候,臆断的表白与浮浅的感兴,因为无由检验,也将杂出于笔下面不自觉知。如其终于不觉知,徒然多了这番写作,得不到一点效果,已是很可怜悯的。如其随后觉知了,更将引起深深的悔恨,以为背于事理的见解怎能够表白于人间,贻人以谬误,浮荡无着的偶感怎值得表现为定形,耗己之劳思呢?人不愿陷于可怜的境地,也不愿事后有什么悔恨,所以对于自己所写的文字,总希望确是美好的。

虚伪、浮夸、玩戏,都是与诚字正相反的。在有些人的文字里,却犯着虚伪、浮夸、玩戏的弊病。这个原因同前面所说的一样,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论事,为才力所限,自以为竭尽智能,还是得不到真际。就此写下来,便成为虚伪或浮夸了。又譬如抒情,为素养所拘,自以为很有价值,但其实近于恶趣。就此写下来,便成为玩戏了。这所谓无意的,都因有所蒙蔽,遂犯了这些弊病。至于所谓有意的,当然也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怀着利用的心思,借以达某种的目的。或者故意颠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听闻,便趋于虚伪;或者谀墓、献寿,必须彰善颂美,便涉于浮夸;或者作书牟利,迎合人们的弱点,便流于玩戏。无论无意或有意犯着这些弊病,都是学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点。假如他们能想一想是谁作文,作文应当是怎样的,便将汗流被面,无地自容,不愿再担负这种缺失与污点了。

我们从正面与反面看,便可知作文上的求诚实含着以下的意思: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卑鄙的态度。

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

(选自叶圣陶《作文论》)

●卷23

谈文章的组织

●叶圣陶

我们平时有这么一种经验:有时觉得神思忽来,情意满腔,自以为这是值得写而且欢喜写的材料了。于是匆匆落笔,希望享受成功的喜悦。孰知成篇以后,却觉这篇文字并不就是我所要写的材料,先前的材料要胜过这成篇的文字百倍呢。因此爽然自失,感到失败的苦闷。刘勰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他真能说出这种经验以及它的来由。从他的话来看,可知所以致此,一在材料不尽结实,一在表达未得其道。而前者更重于后者。表达不得当,还可以重行修改;材料空浮,那就根本上不成立了。所以虽然说,如其生活在向着求充实的路上,就可以绝无顾虑,待写作的欲望兴起时,便大胆地、自信地写作,但不得不细心地、周妥地下一番组织工夫。既经组织,假如这材料确是空浮的,便立刻会觉察出来,因而自愿把写作的欲望打消了。假如并非空浮,只是不很结实,那就可以靠着组织的功能,补充它的缺陷。拿什么来补充呢?这惟有回到源头去,仍旧从生活里寻找,仍旧从思想、情感上着手。

有人说,文字既然源于生活。则写出的时候只须顺着思想、情感之自然就是了。又说组织,岂非多事?这已在前面解答了,材料空浮与否,结实与否,不经组织,将无从知晓,这是一层。更有一层,就是思想、情感之自然未必即与文字的组织相同。我们内蓄情思,往往于一刹那间感其全体;而文字必须一字一句连续而下,仿佛一条线索,直到终篇才会显示出全体。又,蓄于中的情思往往有累复、凌乱等等情形;而形诸文字,必须不多不少、有条有理才行。因此,当写作之初,不得不把材料具体化,使成为可以独立而且可以照样拿出来的一件完美的东西。而组织的工夫就是要达到这种企图。这样才能使写出来的正就是所要写的;不致被“翻空”的意思所引诱,徒然因“半折心始”而兴叹。

所以组织是写作的第一步工夫。经了这一步,材料方是实在的,可以写下来,不仅是笼统地觉得可以写下来。经过组织的材料就譬如建筑的图样,依着兴筑,没有不成恰如图样所示的屋宇的。
组织到怎样才算完成呢?我们可以设一个譬喻,要把材料组成一个圆球,才算到了完成的地步。圆球这东西最是美满,浑凝调合,周遍一致,恰是一篇独立的、有生命的文字的象征。圆球有一个中心,各部分都向中心环拱着。而各部分又必密合无间,不容更动,方得成为圆球。一篇文字的各部分也应环拱于中心(这是指所要写出的总旨,如对于一件事情的论断,蕴蓄于中而非吐不可的情感之类),为着中心而存在,而且各部分应有最适当的定位列次,以期成为一篇圆满的文字。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组织的着手方法了。为要使各部分环拱于中心,就得致力于剪裁。为要使各部分密合妥适,就得致力于排次。把所有的材料逐部审查。而以是否与总旨一致为标准,这时候自然知所去取,于是检定一致的、必要的,去掉不一致的、不切用的,或者还补充上遗漏的、不容少的,这就是剪裁的工夫。经过剪裁的材料方是可以确信的需用的材料。然后把材料排次起来,而以是否合于论理上的顺序为尺度,这时候自然有所觉知。于是让某部居开端,某部居末梢,某部与某部衔接;而某部与某部之间如其有复叠或罅隙,也会发现出来,并且知道应当怎样去修补。到这地步,材料的具体化已经完成了;它不特是成熟于内面的,而且是可以照样宣示于外面了。

一篇文字的所以独立,不得与别篇合并,也不得剖分为数篇,只因它有一个总旨,它是一件圆满的东西,据此以推,则篇中的每一段虽是全篇的一部分,也必定自有它的总旨与圆满的结构,所以不能合并,不能剖分,而为独立的一段。要希望分段果真达到这样子,当然也得下一番组织的工夫,就一段内加以剪裁与排次。逐段经过组织,逐段充分健全,于是有充分健全的整篇了。

若再缩小范围,每节的对于一段,每句的对于一节,也无非是这样的情形。唯恐不能尽量表示所要写出的总旨,所以篇、段、节、句都逐一留意组织。到每句的组织就绪,作文的事情也就完毕了。因此可以说,由既具材料到写作成篇,只是一串组织的工夫。

要实行这种办法,最好先把材料的各部分列举出来,加以剪裁,更为之排次,制定一个全篇的纲要。然后依着写作,同时再注意于每节每句的组织。这样才是有计画有把握的作文;别的且不讲,至少可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弊病。

或以为大作家写作,可无须组织,纯任机缘,便成妙文。其实不然。大作家技术纯熟,能在意念中组织,甚且能不自觉地组织,所谓“腹稿”,所谓“宿构”,便是;而决非不须组织。作文的必须组织,正同作事的必须筹画一样。

(选自叶圣陶《作文论》)

●卷21

训练语感

●叶圣陶

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箱倒箧地说的,说出来懂得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谴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果拘于有迹象的文字,而抛荒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至多只能鉴赏一半;有时连一半也鉴赏不到,因为那没有说出来的一部分反而是极关重要的一部分。

这一回不说“言外”而说“言内”。这就是语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义和情味。如果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不很了了,那就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将一无所得。

审慎的作家写作,往往斟酌又斟酌,修改又修改,一字一句都不肯随便。无非要找到一些语言文字,意义和情味同他的旨趣恰相贴合,使他的作品真能表达他的旨趣。我们固然不能说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能做到这样,可是我们可以说,凡是出色的文艺作品,语言文字必然是作者的旨趣的最贴合的符号。

作者的努力既是从旨趣到符号,读者的努力自然是从符号到旨趣。读者若不能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那就只看见徒有迹象的死板板的符号,怎么能接近作者的旨趣呢?所以,还得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来似乎浅近,但这是最基本的。基本没有弄好,任何高妙的话都谈不到。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从来传为美谈,因而很有效法他的。我还知道有一些少年看书,遇到不很了了的地方就一眼带过;他们自以为有一宗可靠的经验,只要多遇见几回,不很了了的自然就会了了。其实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究竟是不是胡乱阅读的意思,原来就有问题。至于把不很了了的地方就一眼带过,如果成了习惯,将永远不能够从阅读得到多大益处。囫囵吞东西,哪能辨出真滋味来?文艺作品跟寻常读物不同,是非辨出真滋味来不可的。读者必须把捉住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才有辨出真滋味来——也就是接近作者的旨趣的希望。

要了解语言文字,通常的办法是翻查字典辞典。这是不错的。但是现在许多少年仿佛有这样一种见解:翻查字典辞典只是国文课预习的事情,其他功课内就用不到,自动地阅读文艺作品当然更无需那样了。这种见解不免错误。产生这个错误不是没有原由的。其一,除了国文教师以外,所有辅导少年的人都不曾督促少年去利用字典辞典。其二,现在还没有一种适于少年用的比较完善的字典辞典。虽然有这些原由,但是从原则上说,无论什么人都该把字典辞典作为终身的伴侣,以便随时解决语言文字的疑难。字典辞典即使还不完善,能利用总比不利用好。

不过字典辞典的解释,无非取比照的或是说明的办法,究竟和原字原辞不会十分贴合。例如“踌躇”,解作“犹豫”,就是比照的办法;“情操”,解作“最复杂的感情,其发作由于精神的作用,就是爱美和尊重真理的感情”,就是说明的办法。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踌躇”,什么叫做“情操”的人看了这样的解释,自然能有所了解。但是在文章中间,该用“踌躇”的地方不能换上“犹豫”,该用“情操”的地方也不能拿说明的解释语去替代,可见从意义上、情味上说,原字原辞和字典辞典的解释必然多少有点距离。

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辞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查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

夏沔尊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语感,有下面的一节说:

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对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说不尽的意味吧。真的生活在此,真的文学也在此。

夏先生这篇文章提及的那些例子,如果单靠翻查字典,就得不到什么深切的语感。惟有从生活方面去体验,把生活所得的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积聚得越多,了解就越深切。直到自己的语感和作者不相上下,那时候去鉴赏作品,就真能够接近作者的旨趣了。

譬如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一个人从事劳动,末了说那个人“感到了健康的疲倦”,这是很生动很实感的说法。但是语感欠敏锐的人就不觉得这个说法的有味,他想:“疲倦就疲倦了,为什么加上‘健康的’这个形容词呢?难道疲倦还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分别吗?”另外一个读者却不然了,他自己有过劳动的经验,觉得劳动后的疲倦确然和一味懒散所感到的疲倦不同:一是发皇的、兴奋的,一是萎缩的、委靡的,前者虽然疲倦但有快感,后者却使四肢百骸都象消融了那样地不舒服。现在看见作者写着“健康的疲倦”不由得拍手称赏,以为“健康的”这个形容词真有分寸,真不可少,这当儿的疲倦必须称为“健康的疲倦”,才传达出那个人的实感,才引得起读者经历过的同样的实感。

这另外一个读者自然是语感敏锐的人了。他的语感为什么会敏锐?就在乎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他知道同样叫做疲倦的有性质上的差别,他知道劳动后的疲倦怎样适合于“健康的”这个形容词。

看了上面的例子,可见要求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一个人即使不预备鉴赏文艺,也得训练语感,因为这于治事接物都有用处。

(此文选自作者与夏沔尊先生合作《阅读与写作》一书,转引自李景隆等编《应用写作资料汇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

●卷22

我的写作经验

● 老 舍

在建国十周年纪念的好日子里,检查检查十年来自己在写作上的得失成败是有意义的。

每个作家在创作上都有优点、有缺点,我当然也不例外。优点也好,缺点也好,对自己都是可贵的经验。经常有些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心得?你有什么困难?那么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的心得和困难,对己对人也许都有点用处。

总结十年来的写作成绩,我的好经验是很少很少的。尽管少,也愿尽先汇报。

十年来我写了十多部剧本,当然包括扔进纸篓中的废品。我写的勤。朋友们都知道我原是写小说的,可是我又爱上戏剧。我本不会写戏,不会就得学,就得不辞劳苦。写出了废品我也不灰心,经一次失败,长一次经验,逐渐地就明白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熟能生巧嘛。勤写,总有成功的一天。这也是我的干劲儿。

十年来人民的变化极大。看到、听到这种变化,自己就受到感动,受到教育,也使我放不下笔来。不管写的好坏,我总算养成一个习惯,关心新人、新事。一切翻天覆地的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体验生活首先要观察人。我写的戏也许故事性不强,可是总有几个人物还能给人一些印象,因为我在构思的时候是先想到人物,到心中有了整个的一个人了,才下笔去写。

观察人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随时随地,经常地留心。别怕人物一时用不上,更别等到要写戏时才去体验人。对人的认识需要时时积累。要写作,脑子里就得有一个人的队伍。认识许多人,也许才能够创造一个人。

话剧靠说话。不过,舞台上若象生活中那样扯起来没完,大概不等闭幕,观众早都跑光了。观察生活时要注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词汇、语气、神态。要借着对话写出性格来。剧本里的语言应该不同于生活中的语言,必须加工。我下笔时,总注意到该张三说的,决不让李四说,该三句话说完的即不写上十句。让观众坐上三四个钟头听一些没必要的废话,即是罪过。

十年来,我主要的笔墨劳动是写话剧。虽然有以上一点好经验,可是我没有写出一本杰出之作。为什么呢?听我道来:

(一)生活不够。十年来,我始终没治好我的腿病。腿不利落,就剥夺了我深入工农兵生活的权利。我不肯去给他们添麻烦。我甚至连旅行、参观也不敢多去。我喜欢旅行、参观;但是一不留神,腿病即大发,须入医院。这样,我只能在北京城里绕圈圈,找些写作资料。连这些资料,也还不都是第一手的,从群众生活中直接得来的;有的是书面上的,有的是别人告诉给我的。因此,我的笔不能左右逢源,应付裕如。我写的是新人新事,但是新人并非我的朝夕过从的密友,新事也只略知一二。这就难怪笔下总是那么干巴巴的了。

是呀,我多羡慕我遇见过的一些男女青年啊!他们的年纪虽轻,可是经验却那么多!他们把青春带到一切地方去,叫荒沙漠上开起花来,从高岭深林中找出来宝贝。他们将来若肯动笔啊,必定会写成出色的作品。他们有生活,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新生活。我多么羡慕他们呀!

没有多少新生活的经验,为什么不去写些过去的事呢?我不肯弃新务旧。旧事重提,尽管也有些教育价值,总不如当前的人物与事物那么重要。昨天总不如今天更接近明天。我喜爱别人写的历史戏和革命回忆录,但我自己乐意描写今天。

有人以为眼前的事物不易看清楚,不如放它几年,等看清楚了再动笔。这未必尽然。我的生活不够,可是拼拼凑凑地也还写出了一些剧本;那么,生活丰富的人不就一定可以写出内容充实的剧本吗?我的缺点在于生活不够,而不在于写了当前的事物。去深入生活,我们一定会从今天的生活中写出优秀的作品来。我多么盼望腿疾速愈,健步如飞,能够跟青年男女一同到山南海北去生活,去写作啊!

(二)思想贫乏。时代是伟大的,人民是伟大的,可是我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主要地是我没有伟大的思想。我有爱新社会的热情,只能勤于写作,而不能保证作品高超。因为思想贫乏,我找到该歌颂的人与事之后,只能就事论事地去写近似记录的东西,而不能高瞻远瞩地把人与事提高,从现实生活中透露出远大的理想。

我不怕麻烦,勇于修改剧稿。但是,我进行修改的时候多半注意细节的对与不对,而很少涉及思想根源。于是,改来改去,并没跳出那些琐细事实,只是使作品的记录性更真确一些,而无关宏旨。这样,越改反越掉在自然主义的陷境里。假若我有高深的思想,大气磅礴,我就不会见木不见林地只顾改这个细节,换换那个琐事。这种零碎的修改,可能越改越坏。

我热诚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修改剧本,这很好。但是,这也证明因为没有多考虑思想上的问题,我只好从枝节上删删补补,而提来的意见往往又正是从枝节上着眼的。我心中既没有高深的思想打底,也就无从判断哪些意见可以采纳,哪些意见可以不必听从。没有思想上的深厚基础,我的勤于修改恰好表明了自己的举棋不定。

我在前面所说的伟大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我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也就说不上应用在事物的分析上。所以我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能进一步提高到哲理上,从石中剖出美玉来。这样,我的较早的作品,也不过仅引起一时的影响,事过境迁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是的,起一时的影响就好。但,那究竟不如今天有影响,明天还有影响。禁不住岁月考验的不能算作伟大作品,而我们的伟大时代是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一个作家理当同时也是思想家。

(三)技巧不高。写什么都需要技巧。写剧本特别需要技巧。舞台是最不客气的,有任何一点不合适,台下便看得清清楚楚。台词稍有重复(有重复的必要者除外)台下就听得明明白白,认为作者的词汇欠丰富。可是,我写剧本不是科班出身,不大懂得舞台。我之所以能够写得比较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只顾一气呵成,按着我的企图去突击。我没有详细考虑过舞台上所需的安排和应有的效果,我不知舞台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对导演与演员说这句笑话:我写的是民主剧本,请随便改动吧。这给了他们便宜行事之权,可也给他们增加了困难。一个剧作家不但须是个思想家,而须是个大艺术家。莎士比亚与莫里哀都兼作演员,而我们的不少演员在大跃进中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即是明证。我把写戏看得太容易了。

我也有个好处:导演与演员们要求我修改剧本,我会狠心地把自己以为是得意之笔的地方删掉,补上舞台上所要求的东西。这足见我在写戏的时候,因为眼睛没有注视着舞台,把力气用错了地方。舞台的限制并不因个人的愿望而消失。我的确是极其关切笔下的人物,但是我忽略了人物在舞台上如何发挥威力。一出好戏,人物出来进去正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使观众感到舒服。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喜欢叫谁上来就叫谁上来,叫谁下去就下去,这个“自由主义”破坏了戏剧的完美。

看排戏是作者学习的好机会。一个剧作者应有丰富的社会生活,还须有戏剧生活——前台后台都熟悉。跟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能够打成一片是必要的。

一个剧作家需要多少知识与修养啊!我只提出自己的三大缺点也就够证明这个看法的了。我愿再努力学习,也希望有志于戏剧创作的青年朋友们别把写戏看得太容易。我们都应该在生活上,哲学上,与舞台技巧上狠狠下一番预备功夫。

(原载《剧本》1959年第10期)

●卷23

多练基本功

● 老 舍

——对石景山钢铁公司初学写作者的讲话摘要

很高兴和同志们见面。我来讲话,是为互相学习。因为忙,没来得及预备完整的讲稿,想起什么说什么,意见未必正确,请同志们指正。  

我觉得:练习基本功,对初学写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就拿这作为讲题吧。(一)先练习写一人一事:有些人往往以写小说、剧本等作为初步练习,我看这不大合适。似乎应该先练习写一个人、一件事。有些人常常说:“我有一肚子故事,就是写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若追问他:那些故事中的人都有什么性格?有哪些特点?他就回答不上来了。他告诉你的尽是一些新闻,一些事情,而没有什么人物。我说,他并没有一肚子故事。尽管他生活在工厂里、农村里,身边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可是他没有仔细观察,人与事都从他的身边溜走了;他只记下了一些破碎不全的事实。要想把小说、剧本等写好,要先从练习写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一件完完整整的事做起。你要仔细观察身旁的老王或老李是什么性格,有哪些特点,随时注意,随时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很重要,它能锻炼你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能熟练地驾驭文字,写作时就不能得心应手。有些书法家年老目昏,也还能写得很整齐漂亮。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他们天天练习,熟能生巧。如果不随时注意观察,随时记下来,哪怕你走遍天下,还是什么也记不真确、详细,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  

刚才,我站在此地小坡上的小白楼前,看见工厂的夜景非常美丽;想来同志们都曾经站在那里看过好多次了,你们就应该把它记下来。在这夜景里,灯光是什么样子,近处如何,远处如何,雨中如何,雪后如何,都仔细地观察观察,把它记在笔记本上。  

要天天记,养成一种习惯。刮一阵风,你记下来;下一阵雨,你也记下来,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作品里就需要描写一阵风或一阵雨,你如果没有这种积累,就写不丰富。经常生活,经常积累,养成观察研究生活的习惯。习惯养成之后,虽不记,也能抓住要点了。这样,日积月累,你肚子里的东西就多了起来。写作品不仅仗着临时观察,更需要随时留心,随时积累。  

不要看轻这个工作,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人,有他的思想、感情、面貌、行动……,一件事物,有它的秩序、层次、始末……,能把它逼真地记下来并不容易。观察事物必须从头至尾,寻根追底,把他看全,找到他的“底”,因为做文章必须有头有尾,一开头就要想到它的“底”。不知全貌,不会概括。  

有些年轻同志不注意这种基本功练习,一开始就写小说、剧本;这种情况好比没练习过骑车的人,就去参加骑车竞赛。(二)把语言练习通顺:下功夫把语言写通顺了,也是基本功,也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它和戏曲演员练嗓子、翻跟斗一样。演员不练嗓子,怎么唱戏呢?武生不会翻跟斗,怎么演武戏呢?文学创作也是一样,语言不通顺,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有些人,确实有一肚子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他向人谈讲时,谈得很热闹;可一写出来,就不那么动人了,这就是因为在语言方面缺乏训练,没有足够的表达能力。  

有些人专以写小说、写剧本练习文字,这不妥当,文字要从多方面来练习,记日记,写笔记,写信……都是锻炼文字的机会;哪怕写一个便条,都应该一字不苟。  

写文章,用一字、造一句,都要仔细推敲。写完一句,要看看全句站得住否,每个字都用得恰当与否,是不是换上哪一个字,意思就更明显,声音就更响亮,应知一个字要起一个字的作用,就像下棋使棋子那样。一句,一段写完之后,要看看前后呼应吗,联贯吗?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必须前后呼应,互相关联。慢慢地,你就学会更多的技巧,能够若断若续,有波澜,有起伏,读起来通畅而又有曲折。写小说的人,也不妨练习写写诗;写写诗,文字就可以更加精炼,因为诗的语言必须很精炼,一句要表达好几句的意思。文章写完之后,可以念给别人听听。念一念,哪些不恰当的字句,不顺口的地方,就都显露出来了,才可以一一修改。文章叫人念着舒服顺口,要花很多心思和功夫。有人看我的文章明白易解,也许觉得我写时很轻松,其实不然。从哪儿开头,在哪儿收束,我要想多少遍。有时,开了许多头都觉得不合适,费了不少稿纸。  

字的本身没有好或坏,要看用在什么地方。用得恰当,就生动有力。  

文字要写得简练。什么叫做简练呢?简练就是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举一两句做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只不过十四个字,可是包含多少情和景呀!  

简练须要概括,须要多知多懂。知道一百个人,而写一个人;知道一百件事,而写一件事,才能写得简练。心有余力,有所选择,才能简练。譬如歌剧演员,他若扯着嗓子喊叫,就不好听;他必须天天练嗓子,练得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就好听了。  

我建议大家多多练习基本功,哪怕再忙,每天也要挤出点时间写几百个字。要知道,练基本功的功夫,应该比创作的功夫多许多许多倍!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谈简练

——答友书

● 老 舍

多谢来信!  

您问文字如何写得简洁有力,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远古至今,中国文学一向以精约见胜。“韩潮苏海”是指文章气势而言,二家文字并不泛滥成灾。从汉语本质上看,它也是言短而意长的,每每凌空遣字,求弦外之音。这个特质在汉语诗歌中更为明显。五言与七言诗中的一联,虽只用了十个字或十四个字,却能绘成一段最美丽的图景或道出极其深刻而复杂的感情,既简洁又有力。  

从心理上说,一个知识丰富,经验丰富的人,口讲问题或发为文章,总愿意一语道破,说到事物的根儿上,解决问题。反之,一个对事物仅略知一二的人,就很容易屡屡“然而”,时时“所以”,敷衍成篇,以多为胜。是的,心中没有底者往往喜欢多说。胸有成竹者必对竹有全面的认识,故能落墨不多,而雨态风姿,各得其妙。  

知道的多才会有所取舍,找到重点。只知道那么一点,便难割爱,只好全盘托出,而且也许故意虚张声势,添上些不必要的闲言废语,以便在字数上显出下笔万言。  

这么看来,文字简练与否不完全是文字技巧的问题。言之有物极为重要。毛主席告诉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看,“多快好省”有多么现成,多么简单,又多么有力!的确有力:照这四字而行,六亿多人民便能及早地脱离贫困,幸福日增。背这四字而行,那就拖拖拉拉,难以跃进。这四个字是每个人都能懂的,也就成为六亿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语言。可是,这四个字不会是毛主席随便想起来的。随便想起来的字恐怕不会有顶天立地的力量。这四个字是毛主席洞察全局,剖析万象的结果。它们不仅是四个字,而是六亿多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四条架海金梁。  

对了,文字本身没有什么头等二等的分别,全看我们如何调遣它们。我们心里要先有值得说的东西,而后下功夫找到适当的文字,文字便有了力量。反之,只在文字上探宝寻金,而心中空空洞洞,那就容易写出“夫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一类的妙句来,虽然字皆涉及星际,声音也颇响亮,可是什么也没说出,地道废话。  

您可以完全放心,我并没有轻看学习文字的意思。我的职业与文字运用是分不得家的呀。我还愿意告诉您点实话,您的诗文似乎只是词汇的堆砌,既乏生活经验,又无深刻的思想。请您不要难堪,我也是那样。在解放前,我总以为文学作品不过是耍耍字眼的玩艺儿,不必管内容如何,或有无内容。假若必须找出原谅自己的理由,我当然也会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不兴工,二不奖农,建设全无,国家空虚,所以我的文章也只好空空如也,反映空虚时代。后来,我读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看到了革命现实与新的文学作品。我看出来,文风变了。作品差不多都是言之有物,力避空洞的。这是极好的转变。这些结实的作品是与革命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确写出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我的以耍字眼为创作能事的看法,没法子再站得住了。  

可是,那些作品在文字上不一定都纯美无疵。这的确是个缺点。不过,无论怎么说,我们也不该只从文字上挑毛病,而否定了新作品的价值。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的。可是言之无物,尽管笔墨漂亮,也不过是虚有其表,绣花枕头。两相比较,我倒宁愿写出文笔稍差,而内容结结实实的作品。可惜,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生活经验不是一天就能积累够了的,对革命的认识也不能一觉醒来,豁然贯通。于是,我就力求速成,想找个偏方儿来救急。  

这个偏方儿跟您得到的一个样。我们都热爱新社会,时刻想用我们的笔墨去歌颂。可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实际体验帮助我们,于是就搜集了一堆流行的词汇,用以表达我们的热情。结果呢,您放了许多热气,我也放了许多热气,可都没能成为气候。这个偏方不灵,因为它的主药还是文字,以我来说,不过是把诗云子曰改上些新字眼而已。  

您比我年轻的多。我该多从生活中去学习,您更须如是。假若咱们俩只死死地抓住文字,而不顾其他,咱们就永远戴不上革命文学的桂冠。您看,十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要动动笔。我的文字可能在某些地方比您的稍好,可是我没写出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这难道不值得咱们去深思么?  

您也许问:是不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永远是内容丰富而缺乏文字技巧之美的呢?一定不是!我们的文学是日益发展的,不会停滞不前。我们不要华而不实的作品,也不满足于缺乏词藻的作品。文情并茂,内明外润的作品才足以与我们的时代相映生辉。我们需要杰作,而杰作既不专靠文字支持,也不允许文字拙劣。  

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讲讲文字问题而不至于出毛病了,因为前面已交代清楚:片面地强调文字的重要是有把文学作品变成八股文的危险的。  

欲求文字简洁有力必须言之有物,前边已经说过,不再重复。可是,有的人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不会说得干净利落,甚至于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他只纪录事实,而没去考虑问题。一个作家应当同时也是思想家。他博闻广见,而且能够提出问题来。即使他不能解决问题,他也会养成思想集中,深思默虑的习惯,从而提出具体的意见来。这可以叫作思想上的言之有物。思想不精辟,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  

在这里,您很容易难倒我,假若您问我是个思想家不是。我不是!正因为我不是思想家,所以我说不出格言式的名言至论来。不错,有时候我能够写出相当简洁的文字,可是其中并没有哲理的宝气珠光。请您相信我吧,就是我那缺乏哲理而相当简洁的字句也还是费过一番思索才写出来的。  

在思想之外,文学的语言还需要感情。没有感情,语言无从有力。您也许会说:这好办!谁没有感情呢?  

事情恰好不那么简单,您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感情;“与世浮沉,吊儿郎当”也是一种感情。前者崇高,照耀千古;后者无聊,轻视一切。我们应有哪种感情呢?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说不清思想和感情从何处分界。照我的粗浅的想法来说,恐忙这二者并不对立,而是紧密相依的。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认识,所以才会爱它,认识的越多,也就越发爱它。这样看来,我们的感情也似乎应当培养,使它越来越崇高。您应当从精神上,工作上,时时刻刻表现出您是个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样,您想的是社会主义,作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身心一致,不尚空谈,您的革命感情就会愈加深厚,您的文字也就有了真的感情,不再仗着一些好听的字眼儿支持您的创作。生活、思想、感情是文字的养料。没有这些养料,不管在文字上用多少工夫,文字也还要害贫血病。  

当然,在文字上我们也要下一番苦工夫。我没有什么窍门与秘方赠献给您,叫您马上作到文字简洁有力,一字千金。我只能提些意见,供您参考。  

您的文字,恕我直言,看起来很费力。某些含有深刻思想的文字,的确须用心阅读,甚至读几遍才能明白。您的文字并不属于这一种。您贪用形容字,以至形容得太多了,使人很难得到个完整鲜明的形象。这使人着急。我建议:能够直接说出来的地方,不必去形容;到了非形容不可的地方,要努力找到生动有力的形容字。这样,就有彩有素,简洁有力了。形容得多而不恰当,易令人生厌。形容字一多,句子就会冗长,读起来费力。您试试看,设法把句子中的“的”字多去掉几个,也许有些好处。  

文字需要修改。简洁的字句往往不是摇笔即来的。我自己有这么一点经验:已经写了几十句长的一段,我放下笔去想想。嗯,原来这几十句是可以用两三句话就说明白的。于是,我抹去这一大段,而代以刚想好的两三句。这两三句必定比较简洁有力,因为原来那一段是我随想随写下来的,我的思想好象没渗入文字里去;及至重新想过了,我就把几十句的意思凝炼成两三句话,不但字句缩减很多,而且意思也更明确了。不多思索,文字不易简洁。详加思索,我们才知道准要说什么,而且能够说得简洁有力。别嫌麻烦,要多修改——不,要重新写过,写好几遍!有了这个习惯,日久天长,您就会一动笔便对准箭靶子的红圈,不再乱射。您也会逐渐认识文字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了。  

欲求文字简洁,须找到最合适的字与词,这是当然的。不过在这之外,您还须注意字与字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名棋手每出一子必考虑全局。我们运用文字也要如此。这才能用字虽少,而管事甚多。文字互相呼应极为重要。因为“烽火‘连’三月”,所以才“家书‘抵’万金”。这个“连”字说明了紧张的程度,因而“抵”字也就有了根据。“连”与“抵”相互呼应,就不言而喻,人们是多么切盼家信,而家信又是如何不易来到。这就叫简洁有力,字少而管的事很多。作诗用此法,写散文也可以用此法。散文若能写得字与字、句与句前后呼应,就可以言简意赅,也就有了诗意。  

信已够长了,请您先在这三项事上留点心吧:不滥用修辞,不随便形容;多想少说,由繁而简;遣字如布棋,互为呼应。改日再谈,今天就不再说别的了。

祝您健康!

老舍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语言与生活

● 老 舍

在这里,我简单地提点有关文学语言的意见。  

(一)亲切。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因而我们用的语言必定要使工农兵感到亲切。怎样才能够亲切呢?有没有一种使语言亲切的技巧呢?  

我在这里加入个小插曲:前几天,关山月与沈柔坚二友到我家来,看看我存着的几幅齐白石大师的作品。看罢,我们一致认为:大师不仅热爱绘画,而且热爱他所画的花鸟山川。大师原是农村中的木匠,对水牛、鸡雏、芋头、辣椒,和许多乡村中日常使用的东西,如竹筐、锄头等等,都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画起它们来不仅在技巧上求其形似,而且从感情上得其神似。他不惜呕尽心血把自己热爱的、也就是一般农民所热爱的东西画了出来,引起别人的热爱。他的热爱迫使他去苦心经营,找到独创的技巧,画出不容易画的,和一些前人所未曾画过的东西来;不但画了出来,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使我们既爱他的画,也爱他所画的东西。这些创作都有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叫我们总想把画中的鸡雏和苹果什么的摘取下来,珍重地捧在手心上!在某一些技巧上,他也许有某一些局限;在表达一位农民对农具与鸡、牛等的热爱上,他的确前无古人。  

假若我们三个人的这点意见有些可取之处,我就容易回答前面的问题了,虽然绘画与写作的工具与技巧是不相同的。绘画也好,写作也好,首先要看有无对事物的热爱。有此热爱,就能逐渐找到技巧。无此热爱,有现成的技巧也是徒然。有的画家,技巧也许不低于白石大师,可是他们只爱画儿,而不爱所画的东西,或且以锄头、耙子等物有欠文雅,不该入画,也就避而不画。绘画如此,写作也是如此,热爱工农兵,就会写的亲切;不热爱他们,有技巧也没有很大用处。亲切是热情的流露,不单纯是技巧的产物。即使非有技巧不可,它也是由热爱到苦心经营的过程中慢慢找到的;作家协会里并没珍藏着一本“语言亲切秘诀”!  

(二)向人民学习。大家都愿听自己所熟悉的话,不高兴听带洋味儿的话,和不大好懂的话。这么说来,我们写作就该首先想想为谁服务了。给咱们同行的友人写张字,不妨写一首旧体诗,还许越深奥越好,好叫友人佩服我们才高八斗。给人民写呢,我们就必须用人民的语言,连作诗也非例外。假若有人主张谁也念不懂的才能算作诗,我们也无权干涉。不过,这样的诗最好留给他自己看,省得叫大家去猜谜,大家都忙啊。  

是,我们应当热爱工农兵,也该热爱他们的语言。工农兵喜爱他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但是,我相信他们会很容易接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新形式。只要听得懂,他们便愿意看既不打锣,也不歌唱的话剧。  

向工农兵学习语言不应单纯地只学语言,而不去参加他们的斗争与劳动。语言脱离了生活就是死的。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老实不客气地说,别以为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非常丰富。拿掉那些书本上的话和一些新名词,我们的语言还剩下多少呢?我们说个故事或进行辩论,准说得过工农兵吗?我们的生活底子比他们的薄得多。他们的生活底子厚,所以说话具体。难道有生活基础的具体语言,经过提炼,不是好的文学语言吗?难道文学语言应当越空洞抽象越好吗?难道具体的语言不是有骨有肉的语言吗?  

不知道可否这么说,人民大众的语言里富于生活的气息与色彩,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里所缺乏的。一位农民对于二十四节气,马牛羊,稻梁黍,都有一套说词。我们呢,有时候连节气都不记得。真的,我们真该到农村去,学些活泼生动的语言。我们的话剧里的语言往往欠结实,欠生动,话里没有色彩,没有形象,一句只是那一句,使人不能联想到生活的各方面,不能使听众听到话就看见图象。这恐怕又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有了生活,学习了有生活气息的语言,才好谈技巧——怎么运用。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有个谬见,主张用书本上的话给人民的语言加工,使之雅洁。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他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用生活给语言加工,一定比用语言给语言加工更有好处。到生活里去,那里有语言的宝库。  

拿京戏和地方戏来比较,我觉得地方戏的语言略胜一筹。在不少的京戏里,一部分语言是不精辟而还通顺,如“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之类,另一部分是不大通顺的水词儿。在地方戏里,虽然也有水词儿,可是大体上还富有民间语言的生活气息,较比朴实可喜。我说的很笼统,因为没有时间去用几本京戏与几本地方戏作具体的分析与比较。假若我说的不完全错,那就又足证明民间语言的确有不小的力量,足以作将来修改京剧剧本的参考。  

戏曲有个好条件,尽管是水词儿,只要唱腔儿好,便能遮掩住语言的疮疤,使大家爱听爱唱。话剧无此条件,话剧语言因此也就必须十分考究,精益求精。写话剧台词儿,我们不仅应当在意思上字字斟酌,务期妥顺,还须把语言的音乐性发挥出来,听着悦耳,使人容易记住,像诗歌那样。话剧作家应多在这一点上卖卖力气。是呀,一些疙里疙疸的台词儿,不管多么有本领的演员,也不会念得珠圆玉润,有节奏,有感情。  

(三)简练。从古典作品中固然可以学习到一些使词句简练的方法,可别忘了,从民间的语言中也能学到。我们必须留心去听。句子短,用字活,这是一。还有第二,是我们不大留意的。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一句中安上一两个字,就能当好几句用。我举个例:在旧社会里,饭馆的服务员(那时候叫做跑堂的)为多拉生意,对客人总是不熟假充熟。客人坐下,他就笑着说:“今天您吃点什么?”“今天”这两个字就包括着:您是老主顾,常在这儿吃饭等等。假若他把这一大套都照直的说出来,也许会引起一个爽直客人的反感,马上告诉他:我这是头一次到这儿吃饭,用不着假充熟。这必然使双方都下不来台。只用“今天”两个字呢,意思都有了,而又不会引起反感。从前商店的售货员也是这样,顾客一问价钱,他便回答:“还是老价钱,一块二。”这句话的前半便是说,您是老主顾,老在我们这儿买东西,我们决不会欺骗您。“还是老价钱”一语巧妙地包括了好几句的意思。至于“一块二”究竟可靠与否,就不大好说了。  

上面举的例子来自旧社会,思想性不强。可是,这种说法的确有很好的技巧,今天的劳动人民还会用这个说法表达新思想感情。写文艺作品不是在作报告,必须详尽无遗。我们须学会抄近路,使之简练。想起一组话,先别逐句写下来,而去想想能否找出一句,代表全组,这就可以既省话,又巧妙。是的,我们应当学习人民的语言,也别忘了学习他们的说法。人民语言的说法还有许多,我只举此一例。  

我是在说文学语言问题,推而广之,有一些话也可以用在艺术各部门的问题上去。为了支援农业,画家、音乐家、戏剧家、作家都有不少已下了乡的,还有不少位即将下去。我希望大家都带着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与对农民与农业的热爱,认真向人民学习,写出人民所喜爱的诗歌、戏剧、小说、戏曲、曲艺、儿童文学;画出人民所喜爱的图画;作出人民所喜爱的歌曲与音乐,使广大农村革命的歌声不绝于耳,战斗的故事与画图一直散播到烟村四五家,使六亿五千万人民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携手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一代好,下一代更好;风流文彩,江山万古多娇!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别怕动笔

● 老 舍

有不少初学写作的人感到苦恼:写不出来!  

我的看法是:加紧学习,先别苦恼。  

怎么学习呢?我看哪,第一步顶好是心中有什么就写什么,有多少就写多少。  

永远不敢动笔,就永远摸不着门儿。不敢下水,还学得会游泳么?自己动了笔,再去读书,或看刊物上登载的作品,就会明白一些写作的方法了。只有自己动过笔,才会更深入地了解别人的作品,学会一些窍门。好吧,就再写吧,还是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又写完了一篇或半篇,就再去阅读别人的作品,也就得到更大的好处。  

千万别着急,别刚一拿笔就想发表不发表。先想发表,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假若有个人告诉我们:他刚下过两次水,可是决定马上去参加国际游泳比赛,我们会相信他能得胜而归吗?不会!我们必定这么鼓舞他:你的志愿很好,可是要拚命练习,不成功不拉倒。这样,你会有朝一日去参加国际比赛的。我看,写作也是这样。谁肯下功夫学习,谁就会成功,可不能希望初次动笔就名扬天下。我说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正是为了练习,假若我们忽略了这个练习过程,而想马上去发表,那就不好办了。是呀,只写了半篇,再也写不下去,可怎么去发表呢?先不要为发表不发表着急,这么着急会使我们灰心丧气,不肯再学习。若是由学习观点来看呢,写了半篇就很不错啊,在这以前,不是连半篇也写不上来吗?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总以为初学写作不宜先决定要写五十万字的一本小说或一部多幕剧。也许有人那么干过,而且的确一箭成功。但这究竟不是常见的事,我们不便自视过高,看不起基本练习。那个一箭成功的人,想必是文字已经写得很通顺,生活经验也丰富,而且懂得一些小说或剧本的写法。他下过苦功,可是山沟里练把式,我们不知道。我们应当知道自己的底。我们的文字的基础若还不十分好,生活经验也还有限,又不晓得小说或剧本的技巧,我们顶好是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为的是练习,给创作预备条件。  

首先是要把文字写通顺了。我说的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正是为逐渐充实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是那句话:不是为发表。想想看,我们若是有了想起什么、看见什么,和听见什么就写得下来的能力,那该是多么可喜的事啊!即使我们一辈子不写一篇小说或一部剧本,可是我们的书信、报告、杂感等等,都能写得简练而生动,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当然,到了我们的文字能够得心应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写小说或剧本了。文学的工具是语言文字呀。  

这可不是说:文学创作专靠文字,用不着别的东西。不是这样!政治思想、生活经验、文学修养……都是要紧的。我们不应只管文字,不顾其他。我在前面说的有什么写什么,和有多少就写多少,是指文字学习而言。这样能够叫我们敢于拿起笔来,不怕困难。在与动笔杆的同时,我们应当努力于政治学习,热情地参加各种活动,丰富生活经验,还要看戏,看电影,看文学作品。这样双管齐下,既常动笔,又关心政治与生活,我们的文字与思想就会得到进步,生活经验也逐渐丰富起来。我们就会既有值得写的资料,又有会写的本事了。  

要学习写作,须先摸摸自己的底。自己的文字若还很差,就请按照我的建议去试试——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同时,连写封家信或记点日记,都郑重其事地去干,当作练习写作的一种日课。文字的学习应当是随时随地的,不专限于写文章的时候。一个会写小说的当然也会写信,而一封出色的信也是文学作品——好的日记也是!  

文字有了点根底,可还是写不出文章来,又怎么办呢?应当去看看,自己想写的是什么,是小说,还是剧本?假若是小说或剧本,那就难怪写不出来。首先是: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的某些生活经验足够写一篇小说或一部三幕剧的。事实上,那点经验并不够支持这么一篇作品的。我们的那些生活经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仿佛是好大一堆,可以用之不竭。及至把它写在纸上的时候就并不是那么一大堆了,因为写在纸上的必是最值得写下来的,无关重要的都用不上,就好象一个大笋,看起来很粗很长,及至把外边的吃不得的皮子都剥去,就只剩下不大的一块了。我们没法子用这点笋炒出一大盘子菜来!  

这样,假若我们一下手就先把那点生活经验记下来,写一千字也好,二千字也好,我们倒能得到好处。一来是,我们会由此体会出来,原来值得写在纸上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的生活经验还并不丰富。假若我们要写长篇的东西,就必须去积累更多的经验,以便选择。对了,写下来的事情必是经过选择的;随便把鸡毛蒜皮都写下来,不能成为文学作品。即须经过选择,那么用不着说,我们的生活经验越多,才越便于选择。是呀,手里只有一个苹果,怎么去选择呢?  

二来是,用所谓的一大堆生活经验而写成的一千或二千字,可能是很好的一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有了信心,敢再去拿起笔来。反之,我们非用那所谓的一大堆生活经验去写长篇小说或剧本不可,我们就可能始终不能成篇交卷,因而灰心丧气,不敢再写。不要贪大!能把小的写好,才有把大的写好的希望。况且,文章的好坏,不决定于字数的多少。一首千锤百炼的民歌,虽然只有四句或八句,也可以传诵全国。  

还有:即使我们的那一段生活经验的确结结实实,只要写下来便是好东西,也还会碰到困难——写得干巴巴的,没有味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看大概是这样:我们只知道这几个人,这一些事,而不知道更多的人与事,所以没法子运用更多的人与事来丰富那几个人与那一些事。是呀,一本小说或一本戏剧就是一个小世界,只有我们知道的真多,我们才能随时地写人、写事、写景、写对话,都活泼生动,写晴天就使读者感到天朗气清,心情舒畅,写一棵花就使人闻到了香味!我们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动笔!我们不妨今天描写一棵花,明天又试验描写一个人,今天记述一段事,明天试写一首抒情诗,去充实表达能力。生活越丰富,心里越宽绰;写的越勤,就会有得心应手的那么一天。是的,得下些功夫,把根底打好。别着急,别先考虑发表不发表。谁肯用功,谁就会写文章。  

这么说,不就很难作到写作的跃进吗?不是!写作的跃进也和别种工作的跃进一样,必须下工夫,勤学苦练。不能把勤学苦练放在一边,而去空谈跃进。看吧,原本不敢动笔,现在拿起笔来了,这还不是跃进的劲头吗?然后,写不出大的,就写小的;写不好诗,就写散文;这样高高兴兴地,不图名不图利地往下干,一定会有成功那一天。难道这还不是跃进么?好吧,让咱们都兴高采烈地干吧!放开胆子,先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咱们就会逐渐提高,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不怕动笔,笔就会听咱们的话,不是吗?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改变文风是一件要事

● 老 舍

有些人本来很会说话,而且认识不少的字,可是一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就感到困难,好大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面大概有许多原因,而且人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现在,我只提一个较比普遍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与文风有关系的。  

近年来,似乎有那么一股文风:不痛痛快快地有什么说什么,该怎说就怎说,而力求语法别扭,语言生硬,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使人莫名其妙。久而久之,成了一种风气,以为只有这些似通不通,难念难懂的东西才是文章正宗。这可就害了不少人。有不少人受了传染,一拿起笔来就把现成的语言与通用的语法全放在一边,而苦心焦思地去找不现成的怪字,“创造”非驴非马的语法,以便写出废话大全。这样,写文章就非常困难了。本来嘛,有现成的字不用,而钻天觅缝去找不现成的,有通用的语法不用,而费尽心机去“创造”,怎能不困难呢?于是,大家一拿笔就害起怕来,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写得高深莫测,使人不懂呢?有的人因为害怕就不敢拿笔,有的人硬着头皮死干,可是写完了连自己也看不懂了。大家相对叹气,齐说文章不好写呀。这种文风就这么束缚住了写作能力。  

我说的是实话,并不太夸张。我看见过一些文稿。在这些文稿中,躲开现成的字与通用的语法,而去硬造怪字怪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见这种文风已经成为文病。此病不除,写作能力即不易得到解放。所以,改变文风是今天的一件要事。  

写文章和日常说话确是有个距离,因为文章须比日常说话更明确、简练、生动。所以写文章必须动脑筋。可是,这样动脑筋是为给日常语言加工,而不是要和日常语言脱节。跟日常语言脱了节,文章就慢慢变成天书,不好懂了。比如说:大家都说“消灭”,而我偏说“消没”,便是脱离群众,自讨无趣,一个写作者的本领是在于把现成的“消灭”用得恰当,正确,而不在于硬造一个“消没”。硬造词,别人不懂。我们说“消灭四害”就恰当。我们若说:“晓雾消灭了”就不恰当,因为我们通常都说“雾散了”不说“消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还没有消灭雾的办法。今天的雾散了,明天保不住还下雾。  

对语法也是如此:我们虽用的是通用的语法,可是因动过脑筋,所以说得非常生动有力,这就是本领。假若不这么看问题,而想别开生面,硬造奇句,是会出毛病的。请看这一句吧:“一瓢水泼出你山沟”。这说的是什么呢?我问过好几个朋友,大家都不懂。这一句的确出奇,突破了语法的成规。可是谁也不懂,怎么办呢?要是看不懂的就是好文章,那么要文章干吗呢?我们应当鄙视看不懂的文章,因为它不能为人民服务。“把一瓢水泼在山沟里”,或是“你把山沟里的水泼出一瓢来”,都像话,大家都能说得出,认识些字的也都能写得出。就这么写吧,这是我们的话,很清楚,人人懂,有什么不好呢?实话实说是个好办法。虽然头一两次也许说的不太好,可是一次生,两次熟,只要知道写文章原来不必绕出十万八千里去找怪物,就会有了胆子。然后,继续努力练习,由说明白话进一步说生动而深刻的话,就摸到门儿了。即使始终不能写精采了,可是明白话就有用处,就不丢人。反之,我们若是每逢一拿笔,就装腔作势,高叫一声:现成的话,都闪开,我要出奇制胜,作文章啦,恐怕就会写出“一瓢水泼出你山沟”了!这一句实在不易写出,因为胡涂得出奇。别人一看,也就惊心:可了不得,得用多少工夫,才会写出这么“奇妙”的句子啊!大家都胆小起来,不敢轻易动笔,怕写出来的不这么“高深”啊。这都不对!我们说话,是为叫别人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写文章,是为叫别人更好地明白我们的意思。话必须说明白,文章必须写得更明白。这么认清问题,我们就不害怕了,就敢拿笔了;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不装腔作势,不乌烟瘴气。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再把作文章看成神秘的事,而一种健康爽朗的新文风也就会慢慢地建树起来。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去掉“学生腔”

● 老 舍

何谓学生腔?尚无一定的说法。  

在这里,我并不想给它下个定义。  

不管怎么说,学生腔总是个贬词。那么,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谈一谈,或不无好处。  

最容易看出来的是学生腔里爱转文,有意或无意地表示作者是秀才。古时的秀才爱转诗云、子曰,与之乎者也。戏曲里、旧小说里,往往讽刺秀才们的这个酸溜溜的劲儿。今之“秀才”爱用“众所周知”、“愤怒的葡萄”等等书本上的话语。  

不过,这还不算大毛病,因为转文若转对了,就对文章有利。问题就在转得对不对。若是只贪转文,有现成、生动的话不用,偏找些陈词滥调来敷衍,便成了毛病。  

为避免此病,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必须多想。想每个字合适与否,万不可信笔一挥,开特别快车。写文章是极细致的工作。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看用的恰当与否。连着用几个“伟大”,并不足使文章伟大。一个很俗的字,正如一个很雅的字,用在恰当的地方便起好作用。不要以为“众所周知”是每篇文章不可缺少的,非用不可的。每一篇的内容不同,它所需要的话语也就不同;生活不同,用语亦异;若是以一套固定的话语应付一切,便篇篇如此,一道汤了。要想,多想,字字想,句句想。想过了,便有了选择;经过选择,才能恰当。  

多想,便能去掉学生腔的另一毛病——松懈。文章最忌不疼不痒,可有可无。文章不是信口开河,随便瞎扯,而是事先想好,要说什么,无须说什么,什么多说点,什么一语带过,无须多说。文章是妥善安排,细心组织成的。说值得说的,不说那可有可无的。学生腔总是不经心的泛泛叙述,说的多,而不着边际。这种文字对谁也没有好处。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必须有层次,清清楚楚,必须叫读者有所得。  

幼稚,也是学生腔的一病。这有两样:一样是不肯割舍人云亦云的东西。举例说:形容一个爱修饰的人,往往说他的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个说法,顶好省去不用。用上,不算错误;但是不新颖,没力量,人云亦云。第二样是故弄聪明,而不合逻辑,也该删去或修改。举例说:有一篇游记里,开篇就说:“这一回,总算到了西北,到了古代人生活过的环境里了。”这一句也许是用心写的,可是心还没用够,不合逻辑,因为古人生活过的地方不止西北。写文章应出奇制胜,所以要避免泛泛的陈述。不能出奇,则规规矩矩地述说,把事情说明白了,犹胜于东借一句,西抄一句。头一个说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的是有独创能力的,第二个人借用此语,便不新鲜了,及至大家全晓得了此语,我们还把它当作新鲜话儿来用,就会招人摇头了。要出奇,可也得留神是否合乎逻辑。逻辑性是治幼稚病的好药。所谓学生腔者,并不一定是学生写的。有的中学生、大学生,能够写出很好的文字。一位四五十岁的人,拿起笔来就写,不好好地去想,也会写出学生腔来。写文章是费脑子的事。  

用学生腔写成的文章往往冗长,因为作者信口开河,不知剪裁。文章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要精,短也要精。长不等于拖泥带水,扯上没完。有的文章,写了一二百字,还找不着一个句号。这必是学生腔。好的文章一句是一句,所以全篇尽管共有几百字,却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越长越糟,白耽误了读者的许多时间。人都是慢慢地成长起来的。年轻,意见当然往往不成熟,不容易一写就写出解决问题的文章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青年才该养成多思索的习惯。不管思索的结果如何,思索总比不思索强的多。养成这个好习惯,不管思想水平如何,总会写出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的文字来。这很重要。赶到年岁大了些,生活经验多起来,思想水平也提高了,便能叫文字既清楚又深刻。反之,不及早抛弃学生腔,或者就会叫我们积重难返,总甩不掉它,吃亏不小。思路清楚,说的明白,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勤学苦练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此为止,不一定都对。
●卷23

谈叙述与描写

——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讲话摘要

● 老 舍

写文章须善于叙述。不论文章大小,在动笔之前,须先决定给人家的总印象是什么。这就是说,一篇文章里以什么为主导,以便妥善安排。定好何者为主,何者为副,便不会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比如以西山为题,即须先决定,是写西山的地质,还是植物,或是专写风景。写地质即以地质为主导,写植物即以植物为主导,在适当的地方,略道岩石或花木之美,但不使喧宾夺主。这样,既能给人家以清晰的印象,又能显出文笔,不至全篇干巴巴的。这样,也就容易安排资料和陈述的层次了。要不然,西山可写的东西很多,从何落笔呢?  

若是写风景,则与前面所说的相反,应以写景为主,写出诗情画意,而不妨于适当的地方写点实物,如岩石与植物,以免过于空洞。  

是的,写实物,即以实物为主,而略加抒情的描写,使文章生动空灵一些。写诗情画意呢,要略加实物,以期虚中有实。  

作文章有如绘画,要先安排好,以什么为主体,以什么烘托,使它有实有虚,实而不板,虚而不空。叙述必先设计,而如何设计即看要给人家的主要印象是什么。  

叙述一事一景,须知其全貌。心中无数,便写不下去。知其全貌,便写几句之后即能总结一下,使人极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叙述北京春天的大风,在写了几句如何刮法之后,便说出: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这个小的总结便容易使人记住,知道了北京的春风的特点。这样的句子是知其全貌才能写出来的。若无此种的结论式的句子,则说的很多,而不着边际,使人厌烦。又比如:《赤壁赋》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便是完整地画出一幅画来,有许多画家以此为题去作画。有了这八个字,我们便看到某一地方的全景,也正是因为作者对这一地方知其全貌。这才能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才能够写得简练精采。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连小学生也认识。可是,它们又是那么了不起的八个字。这是作者真认识了山川全貌的结果。我们在动笔之前,应当全盘想过,到底对我们所要写的知道多少,提得出提不出一些带总结性的句子来。若是知道的太少,心中无数,我们便叙述不好。叙述不是枝枝节节地随便说,而是把事物的本质说出来,使人得到确实的知识。  

或问:叙述宜细,还是宜简?细写不算不对。但容易流于冗长。为矫此弊,细写须要命得起,推得开。古人说,写文章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者观察事物,无微不入,而后在叙述的时候,又善于调配,使小事大事都能联系到一处,一笔写下狂风由沙漠而来,天昏地暗,一笔又写到连屋中熬着的豆汁也当中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浮动着一圈黑沫。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便不至于冗细拖拉。这就是说,叙述不怕细致,而怕不生动。在细致处,要显出才华。文笔如放风筝,要飞起来,不可爬伏在地上。要自己有想象,而且使读者的想象也活跃起来。  

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亦足左右内容。同一内容,用此形式去写就得此效果,用另一形式去写则效果即异。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敬悼郝寿臣老先生》短文。我所用的那点资料,和写郝老先生生平事迹的相同。可是,我是要写一篇悼文,所以我就通过群众的眼睛来看老先生的一生。这便亲切。从群众眼中看出他如何认真严肃地演剧,如何成名之后,还孜孜不息,排演新戏。这就写出了他是人民的演员。因为是写悼文,我就不必用写生平事迹所必用的某些资料,而选用了与群众有关的那一些。这就加强了悼文的效果。形式不同,资料的选取与安排便也不同,而效果亦异。  

叙述与描写本不易分开。现在我把它们分开,为了说着方便。下面谈描写。  

描写也首先决定于要求什么效果,是喜剧的,还是正面的?假若是要喜剧效果,就应放手描写,夸张一些。比如介绍老张,头一句就说老张的鼻子天下第一。若是正面描写,就不该用此法。我们往往描写的不生动,不明确,原因之一即由于事先没有决定要什么效果,所以选材不合适,安排欠妥当。描写的方法是依效果而定。决定要喜剧效果,则利用夸张等手法,取得此效果。反之,要介绍一位正面人物或严肃的事体,则须取严肃的描写方法。语言文字是要配合文章情调的,使人发笑或肃然起敬。  

在一篇小说中,有不少的人,不少的事。都要先想好:哪个人滑稽,哪个人严肃,哪件事可笑,哪件事可悲,而后依此决定,进行描写。还要看主导是什么,是喜剧,则少写悲的;是悲剧,则少写喜的。  

一篇作品中若有好几个人,描写他们的方法要各有不同,不要都先介绍履历,而后模样,而后衣冠。有的人可以先介绍模样,有的人可以先介绍他正在作些什么,把他的性格烘托出来——此法在剧本中更适用,在短篇小说中也常见,因为舞台上的人物一出来已打扮停妥,用不着描写,那么叫他先作点什么,便能显露他的性格;短篇小说篇幅有限,不能详细介绍衣冠相貌,那么,就先叫他作点事情,顺手儿简单地描写他的形象,有那么几句就差不多了。  

练习描写人物,似应先用写小说的办法,音容衣帽与精神面貌可以双管齐下,都写下来。这么练习了之后,要再学习戏剧中的人物描写方法,即用动作、语言,表现出人物的特点与性格来。这比写小说中人物要难的多了。我们不妨这么练习:先把人物的内心与外貌都详细地写出来,像写小说那样;而后,再写一段对话,要凭着这段对话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像写剧本那样。这么练习,对写小说与剧本都有益处。  

这也是知其全貌的办法。我们先知道了这个人的一生,而后在描写时,才能由小见大,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表现出他的性格来。一个老实人,在划火柴点烟而没点燃的时节,便会说:“唉!真没用,连根烟也点不着!”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呢,就不是这样,而也许高叫:“他妈的!”这样,知其全貌,我们就能用三言五语写出个人物来。  

写景的方法很多,可以从古今的诗句散文中学习,描写人物较难,故不多谈写景。  

描写人物要注意他的四围,把时间地点等跟人物合在一处。要有人,还有画面。《水浒传》中的林冲去沽酒,既有人物,又有雪景,非常出色。武松打虎也有景阳冈作背景。《红楼梦》中的公子小姐们,连居住的地方,如潇湘馆等,都暗示出人物的性格。一切须为人物服务,使人物突出。  

一篇小说中有好多人物,要分别主宾,有的细写,有的简写。虽然是简写,也要活生活现,这须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方法,三言五语就描画出个人物来。我们平时要经常仔细观察人,且不断地把他们记下来。  

在描写时,不能不设喻。但设喻必须精到。不精到,不必设喻。要切忌泛泛的比喻。生活经验不丰富,知识不广博,不易写出精采的比喻来。  

以上所说的,都不大具体,因为要具体地说,就很难不讲些修辞学中的道理。而同学们的修辞学知识比我还更丰富,故无须我再说。我所说的这一些,也并不都正确,请批评指正!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 老 舍

我想谈一谈文学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相当普遍地存着一个缺点,就是语言不很好。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工具,我们应该掌握这个工具。我并不是技术主义者,主张只要语言写好,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要是那么把语言孤立起来看,我们的作品岂不都变成八股文了么?过去的学究们写八股文就是只求文字好,而不大关心别的。我们不是那样。我是说:我们既然搞写作,就必须掌握语言技术。这并非偏重,而是应当的。一个画家而不会用颜色,一个木匠而不会用刨子,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看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一部电影片子,我们是把它的语言好坏,算在整个作品的评价中的。就整个作品来讲,它应该有好的,而不是有坏的,语言。语言不好,就妨碍了读者接受这个作品。读者会说:罗哩罗嗦的,说些什么呀?这就减少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就吃了亏!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有语言不大好的,但是不多。一般地来说,我们总是一提到作品,也就想到它的美丽的语言。我们几乎没法子赞美杜甫与莎士比亚而不引用他们的原文为证。所以,语言是我们作品好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有责任把语言写好!  

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的好呢?这是无可分离的、统一的东西。  

要把语言写好,不只是“说什么”的问题,而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创作是个人的工作,“怎么说”就表现了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我这么说,说的与众不同,特别好,就表现了我的独特风格与语言创造力。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十个画家给我画像,画出来的都是我,但又各有不同。每一个里都有画家自己的风格与创造。他们各个人从各个不同的风格与创造把我表现出来。写文章也如此,尽管是写同一题材,可也十个人写十个样。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家们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但丁是但丁。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制造,每篇都一样,尺寸相同。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调换调换。不像我们,大家的写法都差不多,看来都像报纸上的通讯报导。甚至于写一篇讲演稿子,也不说自己的话,看不出是谁说的。看看爱伦堡的政论是有好处的。他谈论政治问题,还保持着他的独特风格,教人一看就看出那是一位文学家的手笔。他谈什么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不“人云亦云”,正像我们所说:“文如其人”。  

不幸,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东西,而始终没有自己的风格。这就吃了亏。也许他写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因为语言不好,没有风格,大家不喜欢看;或者当时大家看他的东西,而不久便被忘掉,不能为文学事业积累财富。传之久远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好的思想内容,一方面也因为它有好的风格和语言。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都须标奇立异,放下现成的语言不用,而专找些奇怪的,以便显出自己的风格呢?不是的!我们的本领就在用现成的、普通的语言,写出风格来。不是标奇立异,写的使人不懂。“啊,这文章写的深,没人能懂!”并不是称赞!没人能懂有什么好处呢?那难道不是胡涂文章么?有人把“白日依山尽……更上一层楼”改成“……更上一层板”,因为楼必有楼板。大家都说“楼”,这位先生非说“板”不可,难道就算独特的风格么?  

同是用普通的语言,怎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坏呢?这是因为有的人的普通言语不是泛泛地写出来的,而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所以就写的好。别人说不出,他说出来了,这就显出他的本领。为什么好文章不能改,只改几个字就不像样子了呢?就是因为它是那么有骨有肉,思想、感情、文字三者全分不开,结成了有机的整体;动哪里,哪里就会受伤。所以说,好文章不能增减一字。特别是诗,必须照原样念出来,不能略述大意,(若说:那首诗好极了,说的是木兰从军,原句子我可忘了!这便等于废话!)也不能把“楼”改成“板”。好的散文也是如此。  

运用语言不单纯地是语言问题。你要描写一个好人,就须热爱他,钻到他心里去,和他同感受,同呼吸,然后你就能够替他说话了。这样写出的语言,才能是真实的,生动的。普通的话,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情景中说出来,就能变成有文艺性的话了。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生活。字典上有一切的字。但是,只抱着一本字典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我劝大家写东西不要贪多。大家写东西往往喜贪长,没经过很好的思索,没有对人与事发生感情就去写,结果写得又臭又长,自己还觉得挺美——“我又写了八万字!”八万字又怎么样呢?假若都是废话,还远不如写八百个有用的字好。好多古诗,都是十几二十个字,而流传到现在,那不比八万字好么?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最亲切的文字。所谓亲切,就是普通的话,大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不是用了一大车大家不了解的词汇字汇。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精练的文字,哪怕只几个字,别人可是说不出来。简单、经济、亲切的文字,才是有生命的文字。  

下面我谈一些办法,是针对青年同志最爱犯的毛病说的。  

第一,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幼稚的,怎么会一句不是一句呢?我们现在写文章,往往一直写下去,半篇还没一个句点。这样一直写下去,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结果一定是胡涂文章。要先想好了句子,看站得稳否,一句站住了再往下写第二句。必须一句是一句,结结实实的不摇摇摆摆。我自己写文章,总希望七八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每写一句时,我都想好了,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感情,我希望每一句话都站得住。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读者是很厉害的,你稍微写得难懂,他就不答应你。  

同时,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眼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通的。我们有些人写东西,不大注意这一点。一句一句不清楚,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上下不相照应。读者的心里是这样的,你上一句用了这么一个字,他就希望你下一句说什么。例如你说“今天天阴了”,大家看了,就希望你顺着阴天往下说。你的下句要是说“大家都高兴极了”,这就联不上。阴天了还高兴什么呢?你要说“今天阴天了,我心里更难过了。”这就联上了。大家都喜欢晴天,阴天当然就容易不高兴。当然,农民需要雨的时候一定喜欢阴天。我们写文章要一句是一句,上下联贯,切不可错用一个字。每逢用一个字,你就要考虑到它会起什么作用,人家会往哪里想。写文章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的文章写的那样白,那样俗,好象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看有些青年同志们写的东西,往往吓我一跳。他下笔万言,一笔到底,很少句点,不知道到哪里才算完,看起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写东西时,用字,造句必须先要求清楚明白。用字造句不清楚、不明白、不正确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那个长得像驴脸的人”,这个句子就不清楚、不明确。这是说那个人的整个身子长得像驴脸呢,还是怎么的?难道那个人没胳膊没腿,全身长得像一张驴脸吗,要是这样,怎么还像人呢?当然,本意是说:那个人的脸长得像驴脸。  

所以我的意见是:要老老实实先把话写清楚了,然后再求生动。要少用修辞,非到不用不可的时候才用。在一篇文章里你用了一个“伟大的”,如“伟大的毛主席”,就对了;要是这个也伟大,那个也伟大,那就没有力量,不发生作用了。乱用比喻,那个人的耳朵像什么,眼睛像什么……就使文章单调无力。要知道: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文章,而且写的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工夫。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你所要写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那些无聊的修辞与形容,而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写出来。我们拿几句古诗来看看吧。像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吧,就是说早上起来,听到窗子外面竹子响了。听到竹子响后,当然要打开门看看,嗐!这一看,下一句就惊人了,“开门雪满山”!这没有任何形容,就那么直接说出来了。没有形容雪,可使我们看到了雪的全景。若是写他打开门就“哟!伟大的雪呀!”“多白的雪呀!”便不会惊人。我们再看看韩愈写雪的诗吧。他是一个大文学家,但是他写雪就没有王维写的有气魄。他这么写:“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他是说车子在雪地里走,雪随着车轮的转动翻起两条白带子;马蹄踏到雪上,留了一个一个的银杯子。这是很用心写的,用心形容的。但是形容的好不好呢?不好!王维是一语把整个的自然景象都写出来,成为名句。而韩愈的这一联,只是琐碎的刻画,没有多少诗意。再如我们常念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说就够了,用不着什么形容。像“满城风雨近重阳”这一句诗,是抄着总根来的,没有枝节琐碎的形容,而把整个“重阳”季节的形色都写了出来。所以我以为:在你写东西的时候,要要求清楚,少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修辞。你要是真看明白了一件事,你就能一针见血地把它写出来,写得简练有力!  

我还有个意见:就是要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你要是一会儿“然而”,一会儿“但是”,一会儿“所以”,老那么绕湾子,不但减弱了文章的力量,读者还要问你:“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话!?”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吗?我们的大文学家王勃写了两句最得意的话:“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说,后来他在水里淹死了,死后还不忘这两句,天天在水上闹鬼,反复念着这两句。后来有一个人由此经过,听见了就说:“你这两句话还不算太好。要把‘与’字和‘共’字删去,改成‘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不是更挺拔更好吗?”据说,从此就不闹鬼了。这把鬼说服了。所以文章里的虚字,只要能去的尽量把它去了,要不然死后想闹鬼也闹不成,总有人会指出你的毛病来的。  

第三,我们应向人民学习。人民的语言是那样简练、干脆。我们写东西呢,仿佛总是要表现自己:我是知识分子呀,必得用点不常用的修辞,让人吓一跳啊。所以人家说我们写的是学生腔。我劝大家有空的时候找几首古诗念念,学习他们那种简练清楚,很有好处。你别看一首诗只有几句,甚至只有十几个字,说不定作者想了多少天才写成那么一首。我写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只要写出一句话不现成,不响亮,不像口头说的那样,我就换一句更明白、更俗的、务期接近人民口语中的话。所以在我的文章中,很少看到“愤怒的葡萄”、“原野”、“熊熊的火光”……这类的东西。而且我还不是仅就着字面改,像把“土”字换成“地”字,把“母亲”改成“娘”,而是要从整个的句子和句与句之间总的意思上来考虑。所以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子侄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的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  

第四,我写文章,不仅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个字的声音。不仅写文章是这样,写报告也是这样。我总希望我的报告可以一字不改地拿来念,大家都能听得明白。虽然我的报告作的不好,但是念起来很好听,句子现成。比方我的报告当中,上句末一个字用了一个仄声字,如“他去了”。下句我就要用个平声字。如“你也去吗?”让句子念起来叮当地响。好文章让人家愿意念,也愿意听。  

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随便你拿李白或杜甫的诗来念,你都会觉得口腔是舒服的,因为在用哪一个字时,他们便抓住了那个字的声音之美。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说吧,“连三”两字,舌头不用更换位置就念下去了,很舒服。在“家书抵万金”里,假如你把“抵”字换成“值”字,那就别扭了。字有平仄——也许将来没有了,但那是将来的事,我们是谈现在。像北京话,现在至少有四声,这就有关于我们的语言之美。为什么不该把平仄调配的好一些呢?当然,散文不是诗,但是要能写得让人听、念、看都舒服,不更好吗?有些同志不注意这些,以为既是白话文,一写就是好几万字,用不着细细推敲,他们吃亏也就在这里。  

第五,我们写话剧、写电影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写的语言,往往是干巴巴地交代问题。譬如:惟恐怕台下听不懂,上句是“你走吗?”下句一定是“我走啦!”既然是为交代问题,就可以不用真感情,不用最美的语言。所以我很怕听电影上的对话,不现成,不美。  

我们写文章,应当连一个标点也不放松。文学家嘛,写文艺作品怎么能把标点搞错了呢?所以写东西不容易,不是马马虎虎就能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写东西第一要要求能念。我写完了,总是先自己念念看,然后再念给朋友听。文章要完全用口语,是不易作到的,但要努力接近口语化。  

第六,中国的语言,是最简练的语言。你看我们的诗吧,就用四言、五言、七言,最长的是九言。当然我说的是老诗,新诗不同一些。但是哪怕是新诗,大概一百二十个字一行也不行。为什么中国古诗只发展到九个字一句呢?这就是我们文字的本质决定下来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语言文字的本质。要真掌握了它,我们说话就不会绕湾子了。我们现在似乎爱说绕湾子的话,如“对他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为什么不说:“我不同意他的话”呢?为什么要白添那么些字?又如“他所说的,那是废话。”咱们一般地都说:“他说的是废话。”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到底是哪一种说法有劲呢?  

这种绕湾子说话,当然是受了“五四”以来欧化语法的影响。弄的好嘛,当然可以。像说理的文章,往往是要改换一下中国语法。至于一般的话语为什么不按我们自己的习惯说呢?  

第七,说到这里,我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入浅出的问题。提到深入,我们总以为要用深奥的、不好懂的语言才能说出很深的道理。其实,文艺工作者的本事就是用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来。这就得想办法。必定把一个问题想得透彻了,然后才能用普通的、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我们开国时,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经过了多少年艰苦的革命过程,现在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这一句说出了真理,而且说得那么简单、明了、深入浅出。  

第八,我们要说明一下,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唐诗有这么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都没有一个生字。可是仔细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沙漠上的景致真实地概括地写出来了。沙漠上的空气干燥,气压高,所以烟一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烟。大河上,落日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作者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全景都表现出来了。没有看过大沙漠,没有观察力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语言就是这样提炼的。有的人到工厂,每天拿个小本记工人的语言,这是很笨的办法。照抄别人的语言是笨事,我们不要拼凑语言,而是从生活中提炼语言。  

语言须配合内容:我们要描写一个个性强的人,就用强烈的文字写,不是写什么都是那一套,没有一点变化,也就不能感动人。《红楼梦》中写到什么情景就用什么文字。文字是工具,要它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老是那一套。《水浒》中武松大闹鸳鸯楼那一场,都用很强烈的短句,使人感到那种英雄气概与敏捷的动作。要像画家那样,用暗淡的颜色表现阴暗的气氛,用鲜明的色彩表现明朗的景色。  

其次,谈谈对话。对话很重要,是文学创作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对话不只是交代情节用的,而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为什么说的,在什么环境中说的,怎么说的。这样,对话才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想对话时要全面的、“立体”的去想,看见一个人在那儿斗争,就想这人该怎么说话。有时只说一个字就够了,有时要说一大段话。你要深入人物心中去,找到生活中必定如此说的那些话。沉默也有效果,有时比说话更有力量。譬如一个人在办公室接到电话,知道自己的小孩死了,当时是说不出话来的。又譬如一个人老远地回家,看到父亲死了,他只能喊出一声“爹”,就哭起来。他决不会说:“伟大的爸爸,你怎么今天死了!”没有人会这样说,通常是喊一声就哭,说多了就不对。无论写什么,没有彻底了解,就写不出。不同那人共同生活,共同哭笑,共同呼吸,就描写不好那个人。  

我们常常谈到民族风格。我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除了语言,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表现它呢?你说短文章是我们的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你说长文章是我们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主要是表现在语言上,外国人不说中国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现的东西有民族风格,一本中国书译成外文就变了样,只能把内容翻译出来,语言的神情很难全盘译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希望大家多用工夫学习语言文字。  

第二部分:回答问题。  

我不想用专家的身份回答问题,我不是语言学家。对我们语言发展上的很多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我只能以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人的资格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怎样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这我刚才已大致说过,学习群众的语言不是照抄,我们要根据创作中写什么人,写什么事,去运用从群众中学来的语言。一件事情也许普通人嘴里要说十句,我们要设法精简到三四句。这是作家应尽的责任,把语言精华拿出来。连造句也是一样,按一般人的习惯要二十个字,我们应设法用十个字就说明白。这是可能的。有时一个字两个字都能表达不少的意思。你得设法调动语言。你描述一个情节的发展,若是能够选用文字,比一般的话更简练、更生动,就是本事。有时候你用一个“看”字或“来”字就能省下一句话,那就比一般人嘴里的话精简多了。要调动你的语言,把一个字放在前边或放在后边,就可以省很多字。两句改成一长一短,又可以省很多字。要按照人物的性格,用很少的话把他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不要照抄群众语言。先要学习群众语言,掌握群众语言,然后创作性地运用它。  

第二个问题:南方朋友提出,不会说北方话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有的南方人学了一点北方话就用上,什么都用“压根儿”,以为这就是北方话。这不行!还是要集中思考你所写的人物要干什么,说什么。从这一点出发,尽管语言不纯粹,仍可以写出相当清顺的文字。不要卖弄刚学会的几句北方话!有意卖弄,你的话会成为四不像了。如果顺着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即使语言不漂亮,也能把人物的心情写出来。  

我看是这样,没有掌握北方话,可以一面揣摩人情事理,一面学话,这么学比死记词汇强。要从活人活事里学话,不要死背“压根儿”、“真棒”……。南方人写北方话当然有困难,但这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否则沈雁冰先生、叶圣陶先生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是南方人,但他们的语言不仅顺畅,而且有风格。  

第三个问题:词汇贫乏怎么办?我希望大家多写短文,用最普通的文字写。是不是这样就会词汇贫乏,写不生动呢?这样写当然词汇用的少,但是还能写出好文章来。我在写作时,拚命想这个人物是怎么思想的,他有什么感情,他该说什么话,这样,我就可以少用词汇。我主要是表达思想感情,不孤立地贪图多用词汇。我们平时嘴里的词汇并不多,在三反五反时,斗争多么激烈,谁也没顾得去找词汇,可是斗争仍是那么激烈,可见人人都会说话,都想一句话把对方说低了头。这些话未见得会有丰富的词汇,但是能深刻地表达思想感情。  

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辞,从现成话里掏东西。一般人的社会接触面小,词汇当然贫乏。我觉得很奇怪,许多写作者连普通花名都不知道,都不注意,这就损失了很多词汇。我们的生活若是局限于小圈子里,对生活的各方面不感趣味,当然词汇少。作家若以为音乐、图画、雕塑、养花等等与自己无关,是不对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哪里来的词汇?你接触了画家,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那就丰富了词汇。我不懂音乐,我就只好不说;对养花、鸟、鱼,我感觉兴趣,就多得了一些词汇。丰富生活,就能丰富词汇。这需要慢慢积蓄。你接触到一些京戏演员,就多听到一些行话,如“马前”“马后”等。这不一定马上有用,可是当你写一篇文章,形容到一个演员的时候,就用上了。每一行业的行话都有很好的东西,我们接触多了就会知道。不管什么时候用,总得预备下,像百货公司一样,什么东西都预备下,从留声机到钢笔头。我们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图书馆中抱着书本。要对生活各方面都有兴趣;买一盆花,和卖花的人聊聊,就会得到许多好处。  

第四个问题:地方土语如何运用?  

语言发展的趋势总是日渐统一的。现在的广播,教科书都以官话为主。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即“一般化的语言”不那么生动,比较死板。所以,有生动的方言,也可以用。如果怕读者不懂,可以加一个注解。我同情广东、福建朋友,他们说官话是有困难,但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只好学习。方言中名词不同,还不要紧,北京叫白薯,山东叫地瓜,四川叫红苕,没什么关系;现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后总会有个标准名词。动词就难了,地方话和北方话相差很多,动词又很重要,只好用“一般语”,不用地方话了。形容词也好办,北方形容浅绿色说“绿阴阴”的,也许广东人另有说法,不过反正有一个“绿”字,读者大致会猜到。主要在动词,动词不明白,行动就都乱了。我在一本小说中写一个人“从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这人突然病了,从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广东读者来信问:“这人溜出去了,怎么还在屋子里?”我现在逐渐少用北京土语,偶尔用一个也加上注解。这问题牵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谈了。  

第五个问题:写对话用口语还容易,描写时用口语就困难了。  

我想情况是这样,对话用口语,因为没有办法不用。但描写时也可以试一试用口语,下笔以前先出声地念一念再写。比如描写一个人“身量很高,脸红扑扑的”,还是可以用口语的。别认为描写必须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试试嘴里怎么说就怎么写。  

第六个问题:“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品——包括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内——一般工农看不懂、不习惯,这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上是有偏差的。那时有些人以为中国语言不够细致。他们都会一种或几种外国语;念惯了西洋书,爱慕外国语言,有些瞧不起中国话,认为中国话简陋。其实中国话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很明显,有些外国话中的“桌子椅子”还有阴性、阳性之别,这没什么道理。中国话就没有这些罗里罗嗦的东西。  

但“五四”传统有它好的一面,它吸收了外国的语法,丰富了我们语法,使语言结构上复杂一些,使说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如今天的报纸的社论和一般的政治报告,就多少采用了这种语法。  

我们写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语言。“五四”传统好的一面,在写理论文字时,可以采用。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语言,从人民口头中,学习简练、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语法。  

有人说农民不懂“五四”以来的文学,这说法不一定正确。以前农民不认识字,怎么能懂呢?可是也有虽然识字而仍不懂,连今天的作品也还看不懂。从前中国作家协会开会请工人提意见,他们就提出某些作品的语言不好,看不懂,这是值得警惕的,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更好地学习人民的语言。  

第七个问题:应当如何用文学语言影响和丰富人民语言?  

我在三十年前也这样想过:要用我的语言来影响人民的语言,用白话文言夹七夹八的合在一起,可是问题并未解决。现在,我看还是老老实实让人民语言丰富我们的语言,先别贪图用自己的语言影响人民的语言吧。  

第八个问题:如何用歇后语。  

我看用得好就可以用。歇后语、俗语,都可以用,但用得太多就没意思。《春风吹到诺敏河》中,每人都说歇后语,好像一个村子都是歇后语专家,那就过火了。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编辑要注意语言文字问题

●吕叔湘

编辑的两大任务是选稿和改稿,这里只谈改稿,改稿包括两项工作。一项工作是把无用的词、句、段删去,把必需的词语加进去,把不合适的次序改过来。这一部分工作做得怎么样,不对原稿,光看报刊上印出来的文字,是不大容易判断的。另一项工作是发现稿件里的语病,把它改掉。这里所说语病包括事实方面的错误。语病是多种多样的,下面粗略地分成四类举例,出处不一一注明。

(1)词汇。词汇方面的语病就是所谓用词不当。例如:

这个学校校舍基本全部倒塌。

“基本”和“全部”矛盾。这里大概是“几乎全部”的意思。

第三届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7月20日即将在北京开幕。

“7月20日”的日期已定,不需要再加“即”字。可以改为“ 将于7月20日在北京开幕”。

误解成语的意思,因而用错,也是常见的:   

我国足球队在迭遭失利后,连克五关,挂冠而归。

“挂冠”是辞职的意思,不是取得冠军的意思。

(2)语法。语法方面的毛病,最常见的是搭配问题。例如:

每个小朋友们的桌子上都摆着一本书。

“每”只能用在单数之前,不能跟“们”字用在一起。     

美国总统里根今天任命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黑格负责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调解……

“任命”之后照例是接“某某为某官职”,不能接“某某去做某件事”。这里的动词不应该用“任命”,应该用“命令”或“指令”、“指定”。

有时候问题出在词语的位置上。例如:

在1932年1l、l 2月间,我们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现署名“歌特”的文章共计三篇。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一句应当是:

我们在1932年11、12月的党中央机关报上发现……

有时候是由于多写了一个字。例如1982年9月l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一条加花边的新闻的大字标题:

全国早稻征购任务超额完成

十个主产省区的入库量超过征购计划的百分之三点九

“超过征购计划的百分之三点九”,那不是还不到征购计划的百分之四吗?这怎么能叫做“超额”完成呢?我们只说“哥哥大弟弟三岁”,不说“哥哥大弟弟的三岁”,这里的“大”就是“超过”的意思,两个句子里边都是不允许加进一个“的”字的。

有时候一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也会造成重大的错误。例如:

两国都否认昨晚在联合固投票时的混乱态度,说明 西方在两月之久的南大西洋冲突中同英国的团结出现了裂缝。

这一句里的“两国”指英国和美国,“混乱”指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英国和阿根廷停火,美国先投反对票后又要求弃权。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安理会要求停火,英国是投的反对票,美国投反对票是站在英国一边,投弃权票就是不跟英国站在一边,先投反对票后又要求改为弃权是混乱,这种混乱说明作为西方成员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出现了裂缝,但是英美两国都不认为美国态度的摇摆说明什么问题。在“混乱态度”之后用上一个逗号就把句子结构改变了,变成英美两国否认的是美国投票混乱,但这是事实,怎么否认得了呢?同时,“说明”的主语改变了,不再是美国投票的混乱,而是英美两国的否认混乱,于是又讲不通了——两国一致否认混乱,不正是非常团结吗?怎么能说是这就说明团结出现裂缝呢?总之,加上这么个逗号就整个的乱套了。

(3)常识、情理。有些错误不是单纯的文字问题,而是内容违背常识,不合情理。例如:
阳春三月,青海省黄河、湟水沿岸农业区麦苗吐绿,杨柳返青,五万亩果园也繁花似锦,争研斗艳。

这段文字见报之后,就有“青海一读者”来信说:青海主要是春小麦,阳历三月在气候较暖的地区小麦也刚出芽,大地还不见绿色,在西宁、湟源等地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春播还没完毕,已播的小麦也还没出芽。再说果园,新闻见报时,这里杏花还没开,梨花更不用说,哪来的“繁花似锦”?——可见写新闻报道首先要尊重事实,不能只顾套用花花绿绿的四字句,就信口开河。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栾芾]就有了夜读的习惯。这个夜读不是指读到十点、十一点。而是读到午夜以后,甚至通宵达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显然是夸大了。除非栾芾每天睡到九、十点钟才起床,他的身体是支持不住的,但是报道里是说他白天跟别人一样工作的。     

(4)事实、出处。新闻报道必须有根有据,有些事实需要核对,有些词语需要查证,例如:
[1959年4月浙江舟山遭到台风袭击]事后,周总理风尘仆仆地赶到舟山,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遇险的渔民。[接着还引用了周总理同渔民代表的谈话。]

这段报道见报之后,一位在舟山工作的同志来信说,周总理是处理了那次灾后事宜,但是没有亲自到过舟山。

哥德生于1774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他二十三岁那年的作品,1774年出版。

这里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哥德23岁写成的书,出版的年份跟他出生的年份相同,那不是他一年里边长了二十三岁吗?只要查查书就知道这三个数目之中第一个是错的,第二个是靠不住的。哥德生于1749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的时候哥德二十五岁。这部作品是不是两年前就已经写成?出版之前不久才写成的可能性更大。

报道错误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失真的问题,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的。《人民日报》1982年3月20日刊出一篇介绍兽医先进经验的通信,把江西省兴国县的“兴”字错成“安”字,全国许多地方写信去联系,信寄到安国县,都以“查无此人”的原因退回原地。“ 兴”字错成“安"字,可能是排印错误,责任不在编辑。但也可能是原稿写的不清楚,编辑把它“描”错了,那就不完全是编辑的过错,写稿人也要负责了。这也是应当核对而没有核对的结果。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学好语文不是一件小事

●张志公

《中国青年》编辑部把几位青年朋友写给编者的信和一些稿子交给我,要我谈谈信里提出的问题:怎样把语文学好,特别是,怎样提高写作的能力。     

从那些来信可以知道,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了语文这个工具的重要性。为了作好工作,学好科学技术,他们希望把语文学好。这个愿望是正当的。

先说个小故事。一个高中学生刚刚读了杨朔同志一篇散文《茶花赋》。我问她:“都懂了吗?”她说:“懂了。”我问:“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她回答:“通过对昆明美丽景物的描写,表达作者对祖国的热爱。”我再问她,文章里主要写了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写了作者一些什么感想?她都能说得大体不差。我要她把文章中“擅长丹青”的“擅长”写一下。我发现,她不会写“擅”字,也不会讲“擅长”是什么意思,更不会用。我又发现文章里的“沉吟”两个字,她也不会讲;并且,由于她不懂这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这一句以下的那段文章的意思,她没有体会出来。

请想一想:她原来是否真正把文章读懂了?她这样读文章,能够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吗?答案是很清楚的。她没有懂。她觉得懂了,实际上只是模模糊糊地懂了个大意,不仅没有逐字逐句地都搞清楚,有些对于理解文意和体会文章思想感情比较重要的词句和段落也没有弄明白。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原来不会写的字,仍旧不会写,原来不会用的词,仍旧不会用;并且,由于对文章的意思理解得不真切,体会得不深刻,对文章写法的好处自然也就领略不到,更加学不来。

有一封信上说:“有的同志说:‘写作并不难,平常多看些书就行了。’我看的书也不少,可就是写不好。” 好几位的信上都有这样的话。我要请这些朋友们自己想一想,平常读书是怎样读的?是不是或多或少地象那个女孩子?如果是,那我就要郑重地说:这正是写作能力提高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善于写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头脑清楚,一是基本功练得好。有了这两条,一定能够写,即使还写不出漂亮的文学作品,至少可以写出能够如实地表达思想、适应工作或学习需要的通顺明白的文章。缺了这两条,无论如何也写不好。

头脑清楚,要靠丰富的生活实践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必要的锻炼。总之,那不单是学语文的事。

基本功是什么呢?就是熟练地掌握语言文字。

首要的是字。认得的字少,或者虽然认的不少而掌握得不充分,那就无法把文章写好。掌握足够的字,才能正确地写出要用的词,才能写出各种句子。掌握的字少,就意味着掌握的词少;掌握的词少,就是语言贫乏,不够用。请想,语言不够用,能够写好文章吗?

汉字,不是很容易掌握的,非下点工夫不可。头一样,汉字得一个一个地学,一个一个地记,学会一个算一个。读书作文,经常要用的字有五六千个,其中最常用的也有两三千个。这个数目很可观,可是打不得折扣。没有充分掌握那两三千个最常用的字,读书作文就经常遇到困难或者发生错误。数量大是一个问题,用法复杂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字表示几个不同的意思,有几种不同的用法,这种例子多得很。就说这个最简单的“一”        字 吧,《新华字典》就注了八条解释。另一方面,好几个字表示的意思非常相近,而又有区别,非细心分辨不可,这种情形也不少。例如:声,音,响;存,放,置,搁,摆,撂;强,壮;小,细,微。用这种意义相近而有差别的字组成的词,必须细心分辨。例如  “加强”   和“增强”,两个词有一个“强”字相同,另一个字“增”和“加” 意义相近,所以说到“信心”的时候,“增强”“加强”都能用,“增强信心”“加强信心”都是对的。可是说到“训练”“管理”的时候,用“加强”,不用“增强”;说到“体质”的时候,用“增强”不用“加强”。不注意这种差别,就常常会写出不合习惯或者表达不确切的句子来。

汉字学着费力,但是掌握汉字有了一定的基础,又会有很大的便利。例如,上边举过一个“细”字,如果你知道这个字除去表示“粗细”的细那个意思之外,还表示周密的意思,那就可以更确切地理解和运用“细心” “细致” “ 精细”  这些词;如果再知道它还表示琐碎、不重要的意思,就又可以更确切地理解和运用“琐细”“细节”这些词。这就表示,充分掌握了每个字的意思对于读书读得透,写作写得好,很有帮助。

掌握得不够,不行;掌握得好,大有用处。所以说,字是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的第一关。

其次是句。必须熟悉各种句子的构造和用处。要非常熟悉,熟悉到一张口、一下笔就能造出完整通顺的句子,并且能灵活地运用各式各样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有一位同志的信上说:“不能设想,如果一个师范生将来毕业后,既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写作技巧,又没有生动、完满、确切的表达能力,只有一些死硬的概念和理论,要想完满地完成教学任务,那是绝不可能的。”这个七十四个字的长句子毛病很多。“不能设想,……那是绝不可能的。”这个话恐怕跟所要说的意思恰恰相反。原意应该是“不能设想,如果……,还能够……。”如果要保持“那是绝不可能的”,就得删去前边的“不能设想”。此外,什么是“生动的表达能力”和“完满的表达能力”?什么是“死硬概念”和“死硬的理论”?都不好懂。不能熟练地运用句子,造的句子不通顺,就无法写出好文章来,因为文章无非是用一句一句的话组成的,句子不通,文章怎么会通呢?

充分地掌握句子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个句子的正误优劣,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事理,就是说,要看这个句子的意思说得对不对;一是情味,就是说,要看它的语气、色彩合适不合适;一是声音,就是说,要看它念着顺嘴不顺嘴,听着悦耳不悦耳;一是规矩,就是说,要看它合不合大家说话的共同习惯。

要自己写的每个句子都合乎事理,合乎规矩,情味对头,声音和谐,就得用心推敲,仔细琢磨:词用得恰当不恰当,虚字眼用得准确不准确,词的位置摆得合适不合适,有没有不可省而省了的字,有没有当省而没省的字。

句子是文章的骨干。必须一个一个的句子都通顺,明白,全篇文章才能通顺,明白。一篇文章有上若干不通的句子,无论如何不会是一篇好文章。另一方面,只要把句子掌握好了,句句都通,意思、情味、声音都好,希望一篇文章作到浯言流畅,并不是一件难事。     

再其次是篇章结构。篇章结构就是说话的条理,说话的条理反映思考    的步骤。想事情想得清楚,理出了头绪,说话就能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写下来就成为层次清楚,结构严密的文章。掌握篇章结构也不是很容易的。转来的几封信里边,在这方面的毛病就不少。有的把话说得颠倒重复,整篇说了几点意思,眉目很不清楚,有的前一段说了这么一个意思,下一段又说了那么一个意思,中间毫无联系。篇章结构掌握不好,也写不成好文章。

学字,学句,学篇章,这就是写文章的基本功。基本功练好了,就为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本功练不好,肯定写不出好文章来。所以,字,句,篇章,可以说是学写文章的三道关口。感到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够,依我看,主要原因就在没有闯过这三关。从转来的信看,这几位青年朋友对于这一点是认识不足的。好些封来信要求编辑部介绍写作的方法,讲讲写作的技巧。我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头脑清楚,基本功好,方法技巧是容易学的;否则,讲多少方法技巧也是徒然。比如打篮球,如果跳不高,跑不快,投篮不准,运球不稳,传递不灵敏,怎么讲究方法技巧也打不好。比如唱戏,如果嗓子没练好,台步没走稳,

武功没练熟,再讲方法技巧也唱不成一出好戏。忽视基本功,学任何技能都学不好。学写作也不例外。

字,句,篇章,这三关怎么过法?没有什么窍门,只有两条笨办法。一条是多读,认真地读,一条是多练,好好地练。二者缺一不可,而前者是基础。

学字,从哪里学?当然不能念字典,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学句,从哪里学?当然不能背诵语法书,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学篇章,从哪里学?当然也不能背诵讲写作方法的书,也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这里要回到开头讲的那个故事了。如果读书都象那个女孩子那样读法,读来读去也不能提高写作能力。因此,为了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在基本功还没练好,三关还没过的时候,必须选定一些文章,认真地读,细细地读,一个字都不放过,一句话都不马虎。一定作到确确实实地、毫不含胡地理解字面的意思,还要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字句里边含蓄的意思,以及文章前前后后的联系照应,结构层次。读一遍不行,再读一遍,该查的查,该问的问,不读透了决不罢休。懂透了,读熟了,该记住的东西就得记住,该学着用的词和句子就要自己写一写,用一用。总之,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嚼烂了,吃下去,消化了,变成自己的。这样作,不免艰苦些,然而不吃这点苦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也需要广泛涉猎,多读一些好书。接触的东西要多一些,眼界要广一些。要培养爱读书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只抱着少数几篇文章死抠,不行;统统走马看花,不求甚解,更不行。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写作,首先是为了提高文化教养。文化教养是作为一个现代人不可缺少的,不论你作什么工作,更不要说你想写作。

要时常练习写。要写,就得严肃认真地写。起了稿,誊写清楚,逐字逐句逐段地推敲琢磨,看看有没有哪个字用错写错了,有哪个句子不通了,哪一段跟前后不连贯了,哪些话说得不恰当了,细细改一遍,再誊写清楚,放起来。过上一些时候,再拿出来看看,这时一定又会发现问题。再改,再誊。这样反复几次。在这中间一定会不断有所提高,逐渐发现自己写作上的缺点,逐渐认识并且巩固学习中的所得。也可以这样办:工作,学习,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写的事情了,例如,需要写个报告,或者需要给家里写封信,马上写好,作为底稿,另抄一份发出去,然后把底稿当作一篇作文,照上边说的办法,仔细推敲,反复修改。这样作,也不免艰苦些,然而吃吃这样的苦头也是必要的。同上边说的读书一样,既需要这种细磨细琢的办法,也需要经常放开手粗犷一点多练练。写,同样是文化教养的一部分。现代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时常需要动动笔,不光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写文章。     

从转来的一些信件、稿件看,这些青年朋友在读和写两方面下的工夫都是不够的。不说别的,单拿写字一项来看,多数就没下功夫去练。好几位的信写得很潦草,看起来非常吃力。有位同志信末署名之中有个字,又象    “珍”,又象“玲”,我看了好半天到底也没看清楚。字一定要练。可以练练毛笔字,也可以就用钢笔练。不求练得多么好,更不求成家成体,只要写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就行。写字写得草一点,可以,但是一定要合乎一般草字的习惯写法,不能任意挥洒,让人不认识。要有作笔记,札记,以至抄书的习惯。要注意周围的人口头上说的一些生动优美的话,听见精采的东西,就把它记下来。记日记是个很好的办法。书桌上一定要摆一本字典,不论读书作文,随时翻翻它,请教它,决不偷懒。……一句话,必须下点笨工夫,苦工夫。如果希望找个窍门,这就是窍门。

“这太难了吧?”我说,不难。这是最容易的办法。完全操之于己,下个决心就能生效的办法。只要肯这样作,半年有半年的效果,一年有一年的效果,坚持下去,保证达到目的。如果不肯,写作却真的成了件难事,再搞个三年五载,还是不行。

这里有些话说得不大客气,相信读者不会责备我这种由于真挚热诚而产生的某些粗鲁。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告诉我,帮助我改正。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谈文章的结构

●张志公

文章的构成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一是结构组织,一是遣词造句。这三个方面不能互相代替,然而密切相关,文章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体。思想内容是主要的,可是它必须靠严密的结构组织和正确恰当的词句表现出来。

这里谈谈结构组织的问题。结构组织就是文章里材料的安排,文章各部分的相互联系。

文章的结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无论思想内容多好,无论词句多么优美,必须全篇组织得好。一层一层、一段一段,安排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该详的详,该略的略,前前后后,联系得紧密,照顾得周到。没有前后脱节的地方,没有丢三拉四的情况,没有拖泥带水的毛病,人家读了才能得到清晰明确的印象。常见有些青年同志写的文章,意思不能说不好,有的并且很好,词句方面有点小毛小病的,总还通顺,就是整篇组织得不好,不清楚,不严密,结果让人读着感到吃力,一遍看下去,还不能把它的意思搞明白,这样的文章,往往达不到写作的目的,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

文章的结构决定于文章的内容。为什么这篇文章分三段,那篇文章分五段,为什么先说这层意思,后说那层意思,这些,都是文章的内容决定的。

从作者写作的角度说,他怎样明确自己所写的内容,并且根据所写内容的需要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呢?

这首先是个思路问题,作者的思路是他对客观事物怎样观察、理解、认识的反映,思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客观事物反映在作者头脑里,经过观察、理解、认识的过程,形成了他对这样事物的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把这些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理出个头绪来,就是所谓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写成文章,就是所谓结构组织,文章的结构组织是否清晰严密,表明作者的思路是否清晰严密。思路是否清晰严密表明他对所写的客观事物是否形成了鲜明的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

所以要文章的结构好,必须求之于思路。要思路清晰严密,必须善于观察事物,能够理解和认识事物,只有从锻炼观察能力和理解、认识的能力入手,才能培养起既活泼而又严密的思路,只有培养起这样的思路,写文章才会有好的结构。

写一棵树,如果你对这棵树的形状、构造、生长发育、性质作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清楚,这篇文章将如何写法呢?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呢?一切都将无法下手。勉强写些话出来,必然会前言不搭后语,使读的人也摸不着头脑。这还谈什么结构组织?写一件事,如果你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发展、演变、作用、意义,都搞不清楚,所知既然模糊,看法和态度就更难得鲜明。这样,文章又将何从组织?总之,自己不明白,就无法使读者明白。

其次是文章的性质、对象和目的。文章总是写给特定的对象看,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的,文章里的材料怎样安排,各个部分怎样组织,要看文章是写给谁的,是为什么写的。比方,某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去调查一下,回来之后把那件事情写下来,向领导报告。这该怎样写法?当然只有原原本本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地写出来,用不着什么“倒叙”、“插叙”那些办法。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写成个通讯报道,在报刊上发表,写法也许不同一些,可能先把结果写出来,然后再回过头去写事情的发生和经过,中间也许要补充一点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情况,以便一般读者能够了解得清楚一些,并且也要考虑到怎样安排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乐于读下去。倘若拿这件事情作题材,写成一短篇小说,写法就会更不一样。写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也要看写给谁和为什么而写来考虑文章的结构——是写给有关的个别同志看,还是写出来发表?如果发表,是在哪里发表?给哪些读者看?是着重于表明自己的意见,还是着重批评一种相反的、错误的意见?虽然谈的是同一个问题,由于对象和目的不同,文章里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文章的结构组织怎样安排,也会有种种不同。

所以,要文章的结构好,除了先决地求之于思路的清晰严密之外,还要把写作的对象和目的明确起来。不能为结构而结构。结构是为文章的目的服务的。

总之,结构不是个单纯的方法技巧问题,虽然这里边有方法和技巧。有些青年同志在学习语文,希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听说写文章讲究篇章结构,于是想找人教给点谋篇布局的方法。方法当然要讲,然而那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问题在思路,在写作要有明确的目的。特别是思路,这是关乎文章结构的最根本的东西。

思路需要锻炼,也是可以锻炼的。思路一要开阔活跃,二要细致严密。锻炼就是向着这个目标来的。入手处:一在观察,二在思考。看一样东西,不是毛毛草草地看一眼就算数,而是多看看,仔细看看,一边看着一边想一想。一定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比如看一座山,可以从远处看它的整体,看它的气势,又可以走到近处看它的岩石树木;可以从山脚看上去,又可以从山顶看下来,可以从这座山想到那座山,想到过去看过游过的山,也可以从山上的泉水瀑布想到由这里发源的溪流江河;可以从它的景色想到它的蕴藏,也可以从它的今天想到它的明天;如此等等。不是随便看看,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认真地看看,用心地想想,作到对这样东西了然于胸中。对事物有了这么一种明晰的印象,等到要写文章,根据写作的目的考虑一下,哪些写进去,哪些不写,哪些多写一点,哪些少写一点,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再写什么,从哪里写起,到哪里转个弯,到哪里结束,心里有了这么个数,一步一步写下去,写完之后反复看一看,读一读,如果有详略不合适、连贯不顺畅、联系不周密的地方,好好改一改,这不就是结构组织吗?看一件事情,想一个道理,也是这样,知道了结果,一定找一找原因,想一想用这个原因说明这个结果合理不合理,下了个判断,一定找一找根据,想一想这根据充分不充分。正面想想,反面想想,把有关的事情和道理联系起来想想,总之,要做到对这件事或者这个道理了然于胸中。这样,头脑里也就有了头绪,写起文章来也就有了条理。

当然,能够这样看事情,思考事情,要靠具备一定的实践基础、认识水平,以及知识的蓄积。但是,这里边也有个习惯问题。注意锻炼,能逐渐养成好的习惯,不注意锻炼,也会助长了不好的习惯。因此,我们说锻炼是有用的,是不可忽视的,经过不断的、有意思的锻炼,能够使我们的思路在现有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尽其可能的开阔活跃起来,细致严密起来。那样,写文章就能够比较地铺陈得开,不至于干干巴巴地一疙瘩,就能够比较地有些条理脉络,不至于颠来倒去,麻乱一团,或者前后脱节,丢三拉四了。

除了自己经常注意之外,读好的文章,用心理解它的层次结构,也是锻炼思路的很有效的办法,因为从那里可以领会到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开展的,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让我们读毛主席的文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谈长征的意义的一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社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就这样不长的一段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有个结构。开头一个问句和一个答句是第一层,总论长征的意义。以下由“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是第二层,承接第一层,把总论提出的判断分析开,分别论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插种机”这四个方面的意义。“总而言之……谁就会陷入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是第三层,深入一步,论述具有这样伟大意义的长征证明了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能力。以下是第四层,从长征推开去,说明长征结束后展开的新局面,我们这样来分析、领会文章的结构,主要不在于学习文章结构的方法技巧,而在于学习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路径——怎样从全面的认识一件事情的意义到具体的分析,怎样从具体事实的意义深入和提高到更本质、更重要的意义,怎样从当前的事情看到它的趋势和前景。这样钻研,我们的思路会得到启发,受到锻炼,日积月累,久而久之,我们自己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能力一定会逐渐提高,而这种能力必将从我们安排文章的结构之中反映出来。

不仅读议论性的文章可以这样读法,读记叙性的文章也可以;不仅读现代的文章需要从思路上着眼,读古代的优秀的文章也需要。举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为例: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佛。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怒己,曰奉壹。

这是一篇游记,游记并不是一边游着一边写,而是游完之后,想着游览的情景写的。这篇文章表现出,作者的思路大致是这样,他先想到小石潭所在的地方,想到逐渐走近小石潭时听见怎样的声音(闻水声,如鸣佩环),看见一些什么景物(潭边的石头和树木);然后继续想,走到潭边向潭里注视的时候看见怎样的景象(游鱼……似与游者相乐);接着想下去,看过潭里的游鱼之后,又抬起头来顺着潭岸向远处眺望,看见了怎样的情景(斗折蛇行,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近处、远处都观赏以后,该坐下来休息休息了,于是写坐在潭边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最后,游够了,该回去了,于是写回去,一直写到同游的人和作这篇游记。显然,文章的结构组织所反映的正是作者游览时观察的顺序,和写文章之前回想出的东西都留有清晰鲜明的印象,只要写的时候把游览的过程和所得的印象都叙清楚了,我想,我们也同样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有条有理而又清新生动的游记来。文章的结构不是一件难事。

有的同志给我来信,要我谈谈怎样读文章,有的同志要我谈谈怎样写文章,特别是怎样把文章的结构安排得好些。我想,这两个方面能够统一起来。

读文章,可以这样读法,粗读一遍,想一遍,再细读一遍。然后根据时间等等条件,尽可能地去熟读,乃至背诵。

粗读一遍的目的在于对这篇文章能够“粗知大意,得其梗概”。因此,哪怕篇幅比较长,也尽可能一口气读下来。有少数地方不甚明了,暂时由它去、不细想,也不查字典。

想一遍,就是想一想那大意和梗概。什么是大意和梗概呢?主要是这么几点:

1、这篇文章主要地谈了个什么问题?或者说了件什么事情?

2、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看的,为了什么目的而写的?

3、文章里主要说了几层意思?前前后后的几层意思是怎样的关系? 、

这第三点,其实就是文章的结构组织。

想这一遍是大有用处的。读报纸刊物上的一般文章,有时只能读一遍,没有时间重读第二遍。如果读一遍就丢在一边,往往印象模糊,稍过两天就忘了。读过之后略微想一想,把上边说的那三点回味一下,印象就清楚多了,深刻多了。这样才不白读,才能从中得到点什么。倘若是一篇重要文章,是要好好学习的文章,读一遍,想一遍,对它有了个初步的了解,对上边说的三点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之后,再去细读,才能使自己的思路跟作者的思路合拍一些,才知道哪些地方应当特别注意,应当深入揣摩,这样,收获能够更大些。常见有的同志读文章,一上手就一字一句地抠起来,半天还不能读它一遍,一直读到头,所得的多是些零零星星的印象,得不出一个完整地扼要的印象,也有的同志,草草读一遍之后,马上又回过头来重读,有时候读了两三遍,印象还是很笼统,甚至相当模糊,理不出个头绪,我想,这种情形可能都是由于缺少想那一遍的缘故。想一遍,这是个习惯问题。养成这个习惯之后,费时很少,往往只要几分钟,十来分钟就行,而收效很大。
再细读一遍,目的在于咀嚼,消化。

1、验证第一遍读过之后,所得的印象对不对。对的,加深它,巩固它;不对的,纠正它。

2、求透。懂得不清楚的,要思考、揣摩。要考查工具书;前前后后的联系照应,要弄明白;主要的,次要的,要搞清楚。要得出总的、全面的理解;也要得出分解的,一部分一部分的理解。

3、求深。要体会含蓄蕴藏的意思,要玩味精细细致的情境,要领略论断的分寸。

我想,用这样的一些步骤来读文章,对于锻炼思路是很有好处的。如果思路不断地得到锻炼,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在结构组织方面就会有些办法了。

(原载《中国青年》1963年12期,摘自《语文学习讲座》) ●卷23

谈叙述与描写

——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讲话摘要

● 老 舍

写文章须善于叙述。不论文章大小,在动笔之前,须先决定给人家的总印象是什么。这就是说,一篇文章里以什么为主导,以便妥善安排。定好何者为主,何者为副,便不会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比如以西山为题,即须先决定,是写西山的地质,还是植物,或是专写风景。写地质即以地质为主导,写植物即以植物为主导,在适当的地方,略道岩石或花木之美,但不使喧宾夺主。这样,既能给人家以清晰的印象,又能显出文笔,不至全篇干巴巴的。这样,也就容易安排资料和陈述的层次了。要不然,西山可写的东西很多,从何落笔呢?  

若是写风景,则与前面所说的相反,应以写景为主,写出诗情画意,而不妨于适当的地方写点实物,如岩石与植物,以免过于空洞。  

是的,写实物,即以实物为主,而略加抒情的描写,使文章生动空灵一些。写诗情画意呢,要略加实物,以期虚中有实。  

作文章有如绘画,要先安排好,以什么为主体,以什么烘托,使它有实有虚,实而不板,虚而不空。叙述必先设计,而如何设计即看要给人家的主要印象是什么。  

叙述一事一景,须知其全貌。心中无数,便写不下去。知其全貌,便写几句之后即能总结一下,使人极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叙述北京春天的大风,在写了几句如何刮法之后,便说出: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这个小的总结便容易使人记住,知道了北京的春风的特点。这样的句子是知其全貌才能写出来的。若无此种的结论式的句子,则说的很多,而不着边际,使人厌烦。又比如:《赤壁赋》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便是完整地画出一幅画来,有许多画家以此为题去作画。有了这八个字,我们便看到某一地方的全景,也正是因为作者对这一地方知其全貌。这才能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才能够写得简练精采。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连小学生也认识。可是,它们又是那么了不起的八个字。这是作者真认识了山川全貌的结果。我们在动笔之前,应当全盘想过,到底对我们所要写的知道多少,提得出提不出一些带总结性的句子来。若是知道的太少,心中无数,我们便叙述不好。叙述不是枝枝节节地随便说,而是把事物的本质说出来,使人得到确实的知识。  

或问:叙述宜细,还是宜简?细写不算不对。但容易流于冗长。为矫此弊,细写须要命得起,推得开。古人说,写文章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者观察事物,无微不入,而后在叙述的时候,又善于调配,使小事大事都能联系到一处,一笔写下狂风由沙漠而来,天昏地暗,一笔又写到连屋中熬着的豆汁也当中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浮动着一圈黑沫。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便不至于冗细拖拉。这就是说,叙述不怕细致,而怕不生动。在细致处,要显出才华。文笔如放风筝,要飞起来,不可爬伏在地上。要自己有想象,而且使读者的想象也活跃起来。  

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亦足左右内容。同一内容,用此形式去写就得此效果,用另一形式去写则效果即异。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敬悼郝寿臣老先生》短文。我所用的那点资料,和写郝老先生生平事迹的相同。可是,我是要写一篇悼文,所以我就通过群众的眼睛来看老先生的一生。这便亲切。从群众眼中看出他如何认真严肃地演剧,如何成名之后,还孜孜不息,排演新戏。这就写出了他是人民的演员。因为是写悼文,我就不必用写生平事迹所必用的某些资料,而选用了与群众有关的那一些。这就加强了悼文的效果。形式不同,资料的选取与安排便也不同,而效果亦异。  

叙述与描写本不易分开。现在我把它们分开,为了说着方便。下面谈描写。  

描写也首先决定于要求什么效果,是喜剧的,还是正面的?假若是要喜剧效果,就应放手描写,夸张一些。比如介绍老张,头一句就说老张的鼻子天下第一。若是正面描写,就不该用此法。我们往往描写的不生动,不明确,原因之一即由于事先没有决定要什么效果,所以选材不合适,安排欠妥当。描写的方法是依效果而定。决定要喜剧效果,则利用夸张等手法,取得此效果。反之,要介绍一位正面人物或严肃的事体,则须取严肃的描写方法。语言文字是要配合文章情调的,使人发笑或肃然起敬。  

在一篇小说中,有不少的人,不少的事。都要先想好:哪个人滑稽,哪个人严肃,哪件事可笑,哪件事可悲,而后依此决定,进行描写。还要看主导是什么,是喜剧,则少写悲的;是悲剧,则少写喜的。  

一篇作品中若有好几个人,描写他们的方法要各有不同,不要都先介绍履历,而后模样,而后衣冠。有的人可以先介绍模样,有的人可以先介绍他正在作些什么,把他的性格烘托出来——此法在剧本中更适用,在短篇小说中也常见,因为舞台上的人物一出来已打扮停妥,用不着描写,那么叫他先作点什么,便能显露他的性格;短篇小说篇幅有限,不能详细介绍衣冠相貌,那么,就先叫他作点事情,顺手儿简单地描写他的形象,有那么几句就差不多了。  

练习描写人物,似应先用写小说的办法,音容衣帽与精神面貌可以双管齐下,都写下来。这么练习了之后,要再学习戏剧中的人物描写方法,即用动作、语言,表现出人物的特点与性格来。这比写小说中人物要难的多了。我们不妨这么练习:先把人物的内心与外貌都详细地写出来,像写小说那样;而后,再写一段对话,要凭着这段对话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像写剧本那样。这么练习,对写小说与剧本都有益处。  

这也是知其全貌的办法。我们先知道了这个人的一生,而后在描写时,才能由小见大,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表现出他的性格来。一个老实人,在划火柴点烟而没点燃的时节,便会说:“唉!真没用,连根烟也点不着!”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呢,就不是这样,而也许高叫:“他妈的!”这样,知其全貌,我们就能用三言五语写出个人物来。  

写景的方法很多,可以从古今的诗句散文中学习,描写人物较难,故不多谈写景。  

描写人物要注意他的四围,把时间地点等跟人物合在一处。要有人,还有画面。《水浒传》中的林冲去沽酒,既有人物,又有雪景,非常出色。武松打虎也有景阳冈作背景。《红楼梦》中的公子小姐们,连居住的地方,如潇湘馆等,都暗示出人物的性格。一切须为人物服务,使人物突出。  

一篇小说中有好多人物,要分别主宾,有的细写,有的简写。虽然是简写,也要活生活现,这须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方法,三言五语就描画出个人物来。我们平时要经常仔细观察人,且不断地把他们记下来。  

在描写时,不能不设喻。但设喻必须精到。不精到,不必设喻。要切忌泛泛的比喻。生活经验不丰富,知识不广博,不易写出精采的比喻来。  

以上所说的,都不大具体,因为要具体地说,就很难不讲些修辞学中的道理。而同学们的修辞学知识比我还更丰富,故无须我再说。我所说的这一些,也并不都正确,请批评指正!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 老 舍

我想谈一谈文学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相当普遍地存着一个缺点,就是语言不很好。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工具,我们应该掌握这个工具。我并不是技术主义者,主张只要语言写好,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要是那么把语言孤立起来看,我们的作品岂不都变成八股文了么?过去的学究们写八股文就是只求文字好,而不大关心别的。我们不是那样。我是说:我们既然搞写作,就必须掌握语言技术。这并非偏重,而是应当的。一个画家而不会用颜色,一个木匠而不会用刨子,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看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一部电影片子,我们是把它的语言好坏,算在整个作品的评价中的。就整个作品来讲,它应该有好的,而不是有坏的,语言。语言不好,就妨碍了读者接受这个作品。读者会说:罗哩罗嗦的,说些什么呀?这就减少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就吃了亏!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有语言不大好的,但是不多。一般地来说,我们总是一提到作品,也就想到它的美丽的语言。我们几乎没法子赞美杜甫与莎士比亚而不引用他们的原文为证。所以,语言是我们作品好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有责任把语言写好!  

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的好呢?这是无可分离的、统一的东西。  

要把语言写好,不只是“说什么”的问题,而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创作是个人的工作,“怎么说”就表现了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我这么说,说的与众不同,特别好,就表现了我的独特风格与语言创造力。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十个画家给我画像,画出来的都是我,但又各有不同。每一个里都有画家自己的风格与创造。他们各个人从各个不同的风格与创造把我表现出来。写文章也如此,尽管是写同一题材,可也十个人写十个样。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家们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但丁是但丁。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制造,每篇都一样,尺寸相同。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调换调换。不像我们,大家的写法都差不多,看来都像报纸上的通讯报导。甚至于写一篇讲演稿子,也不说自己的话,看不出是谁说的。看看爱伦堡的政论是有好处的。他谈论政治问题,还保持着他的独特风格,教人一看就看出那是一位文学家的手笔。他谈什么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不“人云亦云”,正像我们所说:“文如其人”。  

不幸,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东西,而始终没有自己的风格。这就吃了亏。也许他写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因为语言不好,没有风格,大家不喜欢看;或者当时大家看他的东西,而不久便被忘掉,不能为文学事业积累财富。传之久远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好的思想内容,一方面也因为它有好的风格和语言。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都须标奇立异,放下现成的语言不用,而专找些奇怪的,以便显出自己的风格呢?不是的!我们的本领就在用现成的、普通的语言,写出风格来。不是标奇立异,写的使人不懂。“啊,这文章写的深,没人能懂!”并不是称赞!没人能懂有什么好处呢?那难道不是胡涂文章么?有人把“白日依山尽……更上一层楼”改成“……更上一层板”,因为楼必有楼板。大家都说“楼”,这位先生非说“板”不可,难道就算独特的风格么?  

同是用普通的语言,怎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坏呢?这是因为有的人的普通言语不是泛泛地写出来的,而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所以就写的好。别人说不出,他说出来了,这就显出他的本领。为什么好文章不能改,只改几个字就不像样子了呢?就是因为它是那么有骨有肉,思想、感情、文字三者全分不开,结成了有机的整体;动哪里,哪里就会受伤。所以说,好文章不能增减一字。特别是诗,必须照原样念出来,不能略述大意,(若说:那首诗好极了,说的是木兰从军,原句子我可忘了!这便等于废话!)也不能把“楼”改成“板”。好的散文也是如此。  

运用语言不单纯地是语言问题。你要描写一个好人,就须热爱他,钻到他心里去,和他同感受,同呼吸,然后你就能够替他说话了。这样写出的语言,才能是真实的,生动的。普通的话,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情景中说出来,就能变成有文艺性的话了。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生活。字典上有一切的字。但是,只抱着一本字典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我劝大家写东西不要贪多。大家写东西往往喜贪长,没经过很好的思索,没有对人与事发生感情就去写,结果写得又臭又长,自己还觉得挺美——“我又写了八万字!”八万字又怎么样呢?假若都是废话,还远不如写八百个有用的字好。好多古诗,都是十几二十个字,而流传到现在,那不比八万字好么?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最亲切的文字。所谓亲切,就是普通的话,大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不是用了一大车大家不了解的词汇字汇。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精练的文字,哪怕只几个字,别人可是说不出来。简单、经济、亲切的文字,才是有生命的文字。  

下面我谈一些办法,是针对青年同志最爱犯的毛病说的。  

第一,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幼稚的,怎么会一句不是一句呢?我们现在写文章,往往一直写下去,半篇还没一个句点。这样一直写下去,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结果一定是胡涂文章。要先想好了句子,看站得稳否,一句站住了再往下写第二句。必须一句是一句,结结实实的不摇摇摆摆。我自己写文章,总希望七八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每写一句时,我都想好了,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感情,我希望每一句话都站得住。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读者是很厉害的,你稍微写得难懂,他就不答应你。  

同时,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眼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通的。我们有些人写东西,不大注意这一点。一句一句不清楚,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上下不相照应。读者的心里是这样的,你上一句用了这么一个字,他就希望你下一句说什么。例如你说“今天天阴了”,大家看了,就希望你顺着阴天往下说。你的下句要是说“大家都高兴极了”,这就联不上。阴天了还高兴什么呢?你要说“今天阴天了,我心里更难过了。”这就联上了。大家都喜欢晴天,阴天当然就容易不高兴。当然,农民需要雨的时候一定喜欢阴天。我们写文章要一句是一句,上下联贯,切不可错用一个字。每逢用一个字,你就要考虑到它会起什么作用,人家会往哪里想。写文章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的文章写的那样白,那样俗,好象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看有些青年同志们写的东西,往往吓我一跳。他下笔万言,一笔到底,很少句点,不知道到哪里才算完,看起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写东西时,用字,造句必须先要求清楚明白。用字造句不清楚、不明白、不正确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那个长得像驴脸的人”,这个句子就不清楚、不明确。这是说那个人的整个身子长得像驴脸呢,还是怎么的?难道那个人没胳膊没腿,全身长得像一张驴脸吗,要是这样,怎么还像人呢?当然,本意是说:那个人的脸长得像驴脸。  

所以我的意见是:要老老实实先把话写清楚了,然后再求生动。要少用修辞,非到不用不可的时候才用。在一篇文章里你用了一个“伟大的”,如“伟大的毛主席”,就对了;要是这个也伟大,那个也伟大,那就没有力量,不发生作用了。乱用比喻,那个人的耳朵像什么,眼睛像什么……就使文章单调无力。要知道: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文章,而且写的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工夫。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你所要写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那些无聊的修辞与形容,而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写出来。我们拿几句古诗来看看吧。像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吧,就是说早上起来,听到窗子外面竹子响了。听到竹子响后,当然要打开门看看,嗐!这一看,下一句就惊人了,“开门雪满山”!这没有任何形容,就那么直接说出来了。没有形容雪,可使我们看到了雪的全景。若是写他打开门就“哟!伟大的雪呀!”“多白的雪呀!”便不会惊人。我们再看看韩愈写雪的诗吧。他是一个大文学家,但是他写雪就没有王维写的有气魄。他这么写:“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他是说车子在雪地里走,雪随着车轮的转动翻起两条白带子;马蹄踏到雪上,留了一个一个的银杯子。这是很用心写的,用心形容的。但是形容的好不好呢?不好!王维是一语把整个的自然景象都写出来,成为名句。而韩愈的这一联,只是琐碎的刻画,没有多少诗意。再如我们常念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说就够了,用不着什么形容。像“满城风雨近重阳”这一句诗,是抄着总根来的,没有枝节琐碎的形容,而把整个“重阳”季节的形色都写了出来。所以我以为:在你写东西的时候,要要求清楚,少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修辞。你要是真看明白了一件事,你就能一针见血地把它写出来,写得简练有力!  

我还有个意见:就是要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你要是一会儿“然而”,一会儿“但是”,一会儿“所以”,老那么绕湾子,不但减弱了文章的力量,读者还要问你:“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话!?”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吗?我们的大文学家王勃写了两句最得意的话:“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说,后来他在水里淹死了,死后还不忘这两句,天天在水上闹鬼,反复念着这两句。后来有一个人由此经过,听见了就说:“你这两句话还不算太好。要把‘与’字和‘共’字删去,改成‘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不是更挺拔更好吗?”据说,从此就不闹鬼了。这把鬼说服了。所以文章里的虚字,只要能去的尽量把它去了,要不然死后想闹鬼也闹不成,总有人会指出你的毛病来的。  

第三,我们应向人民学习。人民的语言是那样简练、干脆。我们写东西呢,仿佛总是要表现自己:我是知识分子呀,必得用点不常用的修辞,让人吓一跳啊。所以人家说我们写的是学生腔。我劝大家有空的时候找几首古诗念念,学习他们那种简练清楚,很有好处。你别看一首诗只有几句,甚至只有十几个字,说不定作者想了多少天才写成那么一首。我写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只要写出一句话不现成,不响亮,不像口头说的那样,我就换一句更明白、更俗的、务期接近人民口语中的话。所以在我的文章中,很少看到“愤怒的葡萄”、“原野”、“熊熊的火光”……这类的东西。而且我还不是仅就着字面改,像把“土”字换成“地”字,把“母亲”改成“娘”,而是要从整个的句子和句与句之间总的意思上来考虑。所以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子侄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的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  

第四,我写文章,不仅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个字的声音。不仅写文章是这样,写报告也是这样。我总希望我的报告可以一字不改地拿来念,大家都能听得明白。虽然我的报告作的不好,但是念起来很好听,句子现成。比方我的报告当中,上句末一个字用了一个仄声字,如“他去了”。下句我就要用个平声字。如“你也去吗?”让句子念起来叮当地响。好文章让人家愿意念,也愿意听。  

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随便你拿李白或杜甫的诗来念,你都会觉得口腔是舒服的,因为在用哪一个字时,他们便抓住了那个字的声音之美。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说吧,“连三”两字,舌头不用更换位置就念下去了,很舒服。在“家书抵万金”里,假如你把“抵”字换成“值”字,那就别扭了。字有平仄——也许将来没有了,但那是将来的事,我们是谈现在。像北京话,现在至少有四声,这就有关于我们的语言之美。为什么不该把平仄调配的好一些呢?当然,散文不是诗,但是要能写得让人听、念、看都舒服,不更好吗?有些同志不注意这些,以为既是白话文,一写就是好几万字,用不着细细推敲,他们吃亏也就在这里。  

第五,我们写话剧、写电影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写的语言,往往是干巴巴地交代问题。譬如:惟恐怕台下听不懂,上句是“你走吗?”下句一定是“我走啦!”既然是为交代问题,就可以不用真感情,不用最美的语言。所以我很怕听电影上的对话,不现成,不美。  

我们写文章,应当连一个标点也不放松。文学家嘛,写文艺作品怎么能把标点搞错了呢?所以写东西不容易,不是马马虎虎就能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写东西第一要要求能念。我写完了,总是先自己念念看,然后再念给朋友听。文章要完全用口语,是不易作到的,但要努力接近口语化。  

第六,中国的语言,是最简练的语言。你看我们的诗吧,就用四言、五言、七言,最长的是九言。当然我说的是老诗,新诗不同一些。但是哪怕是新诗,大概一百二十个字一行也不行。为什么中国古诗只发展到九个字一句呢?这就是我们文字的本质决定下来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语言文字的本质。要真掌握了它,我们说话就不会绕湾子了。我们现在似乎爱说绕湾子的话,如“对他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为什么不说:“我不同意他的话”呢?为什么要白添那么些字?又如“他所说的,那是废话。”咱们一般地都说:“他说的是废话。”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到底是哪一种说法有劲呢?  

这种绕湾子说话,当然是受了“五四”以来欧化语法的影响。弄的好嘛,当然可以。像说理的文章,往往是要改换一下中国语法。至于一般的话语为什么不按我们自己的习惯说呢?  

第七,说到这里,我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入浅出的问题。提到深入,我们总以为要用深奥的、不好懂的语言才能说出很深的道理。其实,文艺工作者的本事就是用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来。这就得想办法。必定把一个问题想得透彻了,然后才能用普通的、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我们开国时,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经过了多少年艰苦的革命过程,现在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这一句说出了真理,而且说得那么简单、明了、深入浅出。  

第八,我们要说明一下,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唐诗有这么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都没有一个生字。可是仔细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沙漠上的景致真实地概括地写出来了。沙漠上的空气干燥,气压高,所以烟一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烟。大河上,落日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作者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全景都表现出来了。没有看过大沙漠,没有观察力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语言就是这样提炼的。有的人到工厂,每天拿个小本记工人的语言,这是很笨的办法。照抄别人的语言是笨事,我们不要拼凑语言,而是从生活中提炼语言。  

语言须配合内容:我们要描写一个个性强的人,就用强烈的文字写,不是写什么都是那一套,没有一点变化,也就不能感动人。《红楼梦》中写到什么情景就用什么文字。文字是工具,要它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老是那一套。《水浒》中武松大闹鸳鸯楼那一场,都用很强烈的短句,使人感到那种英雄气概与敏捷的动作。要像画家那样,用暗淡的颜色表现阴暗的气氛,用鲜明的色彩表现明朗的景色。  

其次,谈谈对话。对话很重要,是文学创作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对话不只是交代情节用的,而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为什么说的,在什么环境中说的,怎么说的。这样,对话才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想对话时要全面的、“立体”的去想,看见一个人在那儿斗争,就想这人该怎么说话。有时只说一个字就够了,有时要说一大段话。你要深入人物心中去,找到生活中必定如此说的那些话。沉默也有效果,有时比说话更有力量。譬如一个人在办公室接到电话,知道自己的小孩死了,当时是说不出话来的。又譬如一个人老远地回家,看到父亲死了,他只能喊出一声“爹”,就哭起来。他决不会说:“伟大的爸爸,你怎么今天死了!”没有人会这样说,通常是喊一声就哭,说多了就不对。无论写什么,没有彻底了解,就写不出。不同那人共同生活,共同哭笑,共同呼吸,就描写不好那个人。  

我们常常谈到民族风格。我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除了语言,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表现它呢?你说短文章是我们的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你说长文章是我们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主要是表现在语言上,外国人不说中国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现的东西有民族风格,一本中国书译成外文就变了样,只能把内容翻译出来,语言的神情很难全盘译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希望大家多用工夫学习语言文字。  

第二部分:回答问题。  

我不想用专家的身份回答问题,我不是语言学家。对我们语言发展上的很多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我只能以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人的资格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怎样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这我刚才已大致说过,学习群众的语言不是照抄,我们要根据创作中写什么人,写什么事,去运用从群众中学来的语言。一件事情也许普通人嘴里要说十句,我们要设法精简到三四句。这是作家应尽的责任,把语言精华拿出来。连造句也是一样,按一般人的习惯要二十个字,我们应设法用十个字就说明白。这是可能的。有时一个字两个字都能表达不少的意思。你得设法调动语言。你描述一个情节的发展,若是能够选用文字,比一般的话更简练、更生动,就是本事。有时候你用一个“看”字或“来”字就能省下一句话,那就比一般人嘴里的话精简多了。要调动你的语言,把一个字放在前边或放在后边,就可以省很多字。两句改成一长一短,又可以省很多字。要按照人物的性格,用很少的话把他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不要照抄群众语言。先要学习群众语言,掌握群众语言,然后创作性地运用它。  

第二个问题:南方朋友提出,不会说北方话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有的南方人学了一点北方话就用上,什么都用“压根儿”,以为这就是北方话。这不行!还是要集中思考你所写的人物要干什么,说什么。从这一点出发,尽管语言不纯粹,仍可以写出相当清顺的文字。不要卖弄刚学会的几句北方话!有意卖弄,你的话会成为四不像了。如果顺着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即使语言不漂亮,也能把人物的心情写出来。  

我看是这样,没有掌握北方话,可以一面揣摩人情事理,一面学话,这么学比死记词汇强。要从活人活事里学话,不要死背“压根儿”、“真棒”……。南方人写北方话当然有困难,但这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否则沈雁冰先生、叶圣陶先生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是南方人,但他们的语言不仅顺畅,而且有风格。  

第三个问题:词汇贫乏怎么办?我希望大家多写短文,用最普通的文字写。是不是这样就会词汇贫乏,写不生动呢?这样写当然词汇用的少,但是还能写出好文章来。我在写作时,拚命想这个人物是怎么思想的,他有什么感情,他该说什么话,这样,我就可以少用词汇。我主要是表达思想感情,不孤立地贪图多用词汇。我们平时嘴里的词汇并不多,在三反五反时,斗争多么激烈,谁也没顾得去找词汇,可是斗争仍是那么激烈,可见人人都会说话,都想一句话把对方说低了头。这些话未见得会有丰富的词汇,但是能深刻地表达思想感情。  

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辞,从现成话里掏东西。一般人的社会接触面小,词汇当然贫乏。我觉得很奇怪,许多写作者连普通花名都不知道,都不注意,这就损失了很多词汇。我们的生活若是局限于小圈子里,对生活的各方面不感趣味,当然词汇少。作家若以为音乐、图画、雕塑、养花等等与自己无关,是不对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哪里来的词汇?你接触了画家,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那就丰富了词汇。我不懂音乐,我就只好不说;对养花、鸟、鱼,我感觉兴趣,就多得了一些词汇。丰富生活,就能丰富词汇。这需要慢慢积蓄。你接触到一些京戏演员,就多听到一些行话,如“马前”“马后”等。这不一定马上有用,可是当你写一篇文章,形容到一个演员的时候,就用上了。每一行业的行话都有很好的东西,我们接触多了就会知道。不管什么时候用,总得预备下,像百货公司一样,什么东西都预备下,从留声机到钢笔头。我们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图书馆中抱着书本。要对生活各方面都有兴趣;买一盆花,和卖花的人聊聊,就会得到许多好处。  

第四个问题:地方土语如何运用?  

语言发展的趋势总是日渐统一的。现在的广播,教科书都以官话为主。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即“一般化的语言”不那么生动,比较死板。所以,有生动的方言,也可以用。如果怕读者不懂,可以加一个注解。我同情广东、福建朋友,他们说官话是有困难,但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只好学习。方言中名词不同,还不要紧,北京叫白薯,山东叫地瓜,四川叫红苕,没什么关系;现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后总会有个标准名词。动词就难了,地方话和北方话相差很多,动词又很重要,只好用“一般语”,不用地方话了。形容词也好办,北方形容浅绿色说“绿阴阴”的,也许广东人另有说法,不过反正有一个“绿”字,读者大致会猜到。主要在动词,动词不明白,行动就都乱了。我在一本小说中写一个人“从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这人突然病了,从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广东读者来信问:“这人溜出去了,怎么还在屋子里?”我现在逐渐少用北京土语,偶尔用一个也加上注解。这问题牵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谈了。  

第五个问题:写对话用口语还容易,描写时用口语就困难了。  

我想情况是这样,对话用口语,因为没有办法不用。但描写时也可以试一试用口语,下笔以前先出声地念一念再写。比如描写一个人“身量很高,脸红扑扑的”,还是可以用口语的。别认为描写必须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试试嘴里怎么说就怎么写。  

第六个问题:“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品——包括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内——一般工农看不懂、不习惯,这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上是有偏差的。那时有些人以为中国语言不够细致。他们都会一种或几种外国语;念惯了西洋书,爱慕外国语言,有些瞧不起中国话,认为中国话简陋。其实中国话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很明显,有些外国话中的“桌子椅子”还有阴性、阳性之别,这没什么道理。中国话就没有这些罗里罗嗦的东西。  

但“五四”传统有它好的一面,它吸收了外国的语法,丰富了我们语法,使语言结构上复杂一些,使说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如今天的报纸的社论和一般的政治报告,就多少采用了这种语法。  

我们写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语言。“五四”传统好的一面,在写理论文字时,可以采用。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语言,从人民口头中,学习简练、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语法。  

有人说农民不懂“五四”以来的文学,这说法不一定正确。以前农民不认识字,怎么能懂呢?可是也有虽然识字而仍不懂,连今天的作品也还看不懂。从前中国作家协会开会请工人提意见,他们就提出某些作品的语言不好,看不懂,这是值得警惕的,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更好地学习人民的语言。  

第七个问题:应当如何用文学语言影响和丰富人民语言?  

我在三十年前也这样想过:要用我的语言来影响人民的语言,用白话文言夹七夹八的合在一起,可是问题并未解决。现在,我看还是老老实实让人民语言丰富我们的语言,先别贪图用自己的语言影响人民的语言吧。  

第八个问题:如何用歇后语。  

我看用得好就可以用。歇后语、俗语,都可以用,但用得太多就没意思。《春风吹到诺敏河》中,每人都说歇后语,好像一个村子都是歇后语专家,那就过火了。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编辑要注意语言文字问题

●吕叔湘

编辑的两大任务是选稿和改稿,这里只谈改稿,改稿包括两项工作。一项工作是把无用的词、句、段删去,把必需的词语加进去,把不合适的次序改过来。这一部分工作做得怎么样,不对原稿,光看报刊上印出来的文字,是不大容易判断的。另一项工作是发现稿件里的语病,把它改掉。这里所说语病包括事实方面的错误。语病是多种多样的,下面粗略地分成四类举例,出处不一一注明。

(1)词汇。词汇方面的语病就是所谓用词不当。例如:

这个学校校舍基本全部倒塌。

“基本”和“全部”矛盾。这里大概是“几乎全部”的意思。

第三届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7月20日即将在北京开幕。

“7月20日”的日期已定,不需要再加“即”字。可以改为“ 将于7月20日在北京开幕”。

误解成语的意思,因而用错,也是常见的:   

我国足球队在迭遭失利后,连克五关,挂冠而归。

“挂冠”是辞职的意思,不是取得冠军的意思。

(2)语法。语法方面的毛病,最常见的是搭配问题。例如:

每个小朋友们的桌子上都摆着一本书。

“每”只能用在单数之前,不能跟“们”字用在一起。     

美国总统里根今天任命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黑格负责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调解……

“任命”之后照例是接“某某为某官职”,不能接“某某去做某件事”。这里的动词不应该用“任命”,应该用“命令”或“指令”、“指定”。

有时候问题出在词语的位置上。例如:

在1932年1l、l 2月间,我们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现署名“歌特”的文章共计三篇。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一句应当是:

我们在1932年11、12月的党中央机关报上发现……

有时候是由于多写了一个字。例如1982年9月l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一条加花边的新闻的大字标题:

全国早稻征购任务超额完成

十个主产省区的入库量超过征购计划的百分之三点九

“超过征购计划的百分之三点九”,那不是还不到征购计划的百分之四吗?这怎么能叫做“超额”完成呢?我们只说“哥哥大弟弟三岁”,不说“哥哥大弟弟的三岁”,这里的“大”就是“超过”的意思,两个句子里边都是不允许加进一个“的”字的。

有时候一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也会造成重大的错误。例如:

两国都否认昨晚在联合固投票时的混乱态度,说明 西方在两月之久的南大西洋冲突中同英国的团结出现了裂缝。

这一句里的“两国”指英国和美国,“混乱”指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英国和阿根廷停火,美国先投反对票后又要求弃权。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安理会要求停火,英国是投的反对票,美国投反对票是站在英国一边,投弃权票就是不跟英国站在一边,先投反对票后又要求改为弃权是混乱,这种混乱说明作为西方成员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出现了裂缝,但是英美两国都不认为美国态度的摇摆说明什么问题。在“混乱态度”之后用上一个逗号就把句子结构改变了,变成英美两国否认的是美国投票混乱,但这是事实,怎么否认得了呢?同时,“说明”的主语改变了,不再是美国投票的混乱,而是英美两国的否认混乱,于是又讲不通了——两国一致否认混乱,不正是非常团结吗?怎么能说是这就说明团结出现裂缝呢?总之,加上这么个逗号就整个的乱套了。

(3)常识、情理。有些错误不是单纯的文字问题,而是内容违背常识,不合情理。例如:
阳春三月,青海省黄河、湟水沿岸农业区麦苗吐绿,杨柳返青,五万亩果园也繁花似锦,争研斗艳。

这段文字见报之后,就有“青海一读者”来信说:青海主要是春小麦,阳历三月在气候较暖的地区小麦也刚出芽,大地还不见绿色,在西宁、湟源等地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春播还没完毕,已播的小麦也还没出芽。再说果园,新闻见报时,这里杏花还没开,梨花更不用说,哪来的“繁花似锦”?——可见写新闻报道首先要尊重事实,不能只顾套用花花绿绿的四字句,就信口开河。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栾芾]就有了夜读的习惯。这个夜读不是指读到十点、十一点。而是读到午夜以后,甚至通宵达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显然是夸大了。除非栾芾每天睡到九、十点钟才起床,他的身体是支持不住的,但是报道里是说他白天跟别人一样工作的。     

(4)事实、出处。新闻报道必须有根有据,有些事实需要核对,有些词语需要查证,例如:
[1959年4月浙江舟山遭到台风袭击]事后,周总理风尘仆仆地赶到舟山,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遇险的渔民。[接着还引用了周总理同渔民代表的谈话。]

这段报道见报之后,一位在舟山工作的同志来信说,周总理是处理了那次灾后事宜,但是没有亲自到过舟山。

哥德生于1774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他二十三岁那年的作品,1774年出版。

这里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哥德23岁写成的书,出版的年份跟他出生的年份相同,那不是他一年里边长了二十三岁吗?只要查查书就知道这三个数目之中第一个是错的,第二个是靠不住的。哥德生于1749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的时候哥德二十五岁。这部作品是不是两年前就已经写成?出版之前不久才写成的可能性更大。

报道错误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失真的问题,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的。《人民日报》1982年3月20日刊出一篇介绍兽医先进经验的通信,把江西省兴国县的“兴”字错成“安”字,全国许多地方写信去联系,信寄到安国县,都以“查无此人”的原因退回原地。“ 兴”字错成“安"字,可能是排印错误,责任不在编辑。但也可能是原稿写的不清楚,编辑把它“描”错了,那就不完全是编辑的过错,写稿人也要负责了。这也是应当核对而没有核对的结果。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学好语文不是一件小事

●张志公

《中国青年》编辑部把几位青年朋友写给编者的信和一些稿子交给我,要我谈谈信里提出的问题:怎样把语文学好,特别是,怎样提高写作的能力。     

从那些来信可以知道,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了语文这个工具的重要性。为了作好工作,学好科学技术,他们希望把语文学好。这个愿望是正当的。

先说个小故事。一个高中学生刚刚读了杨朔同志一篇散文《茶花赋》。我问她:“都懂了吗?”她说:“懂了。”我问:“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她回答:“通过对昆明美丽景物的描写,表达作者对祖国的热爱。”我再问她,文章里主要写了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写了作者一些什么感想?她都能说得大体不差。我要她把文章中“擅长丹青”的“擅长”写一下。我发现,她不会写“擅”字,也不会讲“擅长”是什么意思,更不会用。我又发现文章里的“沉吟”两个字,她也不会讲;并且,由于她不懂这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这一句以下的那段文章的意思,她没有体会出来。

请想一想:她原来是否真正把文章读懂了?她这样读文章,能够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吗?答案是很清楚的。她没有懂。她觉得懂了,实际上只是模模糊糊地懂了个大意,不仅没有逐字逐句地都搞清楚,有些对于理解文意和体会文章思想感情比较重要的词句和段落也没有弄明白。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原来不会写的字,仍旧不会写,原来不会用的词,仍旧不会用;并且,由于对文章的意思理解得不真切,体会得不深刻,对文章写法的好处自然也就领略不到,更加学不来。

有一封信上说:“有的同志说:‘写作并不难,平常多看些书就行了。’我看的书也不少,可就是写不好。” 好几位的信上都有这样的话。我要请这些朋友们自己想一想,平常读书是怎样读的?是不是或多或少地象那个女孩子?如果是,那我就要郑重地说:这正是写作能力提高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善于写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头脑清楚,一是基本功练得好。有了这两条,一定能够写,即使还写不出漂亮的文学作品,至少可以写出能够如实地表达思想、适应工作或学习需要的通顺明白的文章。缺了这两条,无论如何也写不好。

头脑清楚,要靠丰富的生活实践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必要的锻炼。总之,那不单是学语文的事。

基本功是什么呢?就是熟练地掌握语言文字。

首要的是字。认得的字少,或者虽然认的不少而掌握得不充分,那就无法把文章写好。掌握足够的字,才能正确地写出要用的词,才能写出各种句子。掌握的字少,就意味着掌握的词少;掌握的词少,就是语言贫乏,不够用。请想,语言不够用,能够写好文章吗?

汉字,不是很容易掌握的,非下点工夫不可。头一样,汉字得一个一个地学,一个一个地记,学会一个算一个。读书作文,经常要用的字有五六千个,其中最常用的也有两三千个。这个数目很可观,可是打不得折扣。没有充分掌握那两三千个最常用的字,读书作文就经常遇到困难或者发生错误。数量大是一个问题,用法复杂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字表示几个不同的意思,有几种不同的用法,这种例子多得很。就说这个最简单的“一”        字 吧,《新华字典》就注了八条解释。另一方面,好几个字表示的意思非常相近,而又有区别,非细心分辨不可,这种情形也不少。例如:声,音,响;存,放,置,搁,摆,撂;强,壮;小,细,微。用这种意义相近而有差别的字组成的词,必须细心分辨。例如  “加强”   和“增强”,两个词有一个“强”字相同,另一个字“增”和“加” 意义相近,所以说到“信心”的时候,“增强”“加强”都能用,“增强信心”“加强信心”都是对的。可是说到“训练”“管理”的时候,用“加强”,不用“增强”;说到“体质”的时候,用“增强”不用“加强”。不注意这种差别,就常常会写出不合习惯或者表达不确切的句子来。

汉字学着费力,但是掌握汉字有了一定的基础,又会有很大的便利。例如,上边举过一个“细”字,如果你知道这个字除去表示“粗细”的细那个意思之外,还表示周密的意思,那就可以更确切地理解和运用“细心” “细致” “ 精细”  这些词;如果再知道它还表示琐碎、不重要的意思,就又可以更确切地理解和运用“琐细”“细节”这些词。这就表示,充分掌握了每个字的意思对于读书读得透,写作写得好,很有帮助。

掌握得不够,不行;掌握得好,大有用处。所以说,字是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的第一关。

其次是句。必须熟悉各种句子的构造和用处。要非常熟悉,熟悉到一张口、一下笔就能造出完整通顺的句子,并且能灵活地运用各式各样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有一位同志的信上说:“不能设想,如果一个师范生将来毕业后,既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写作技巧,又没有生动、完满、确切的表达能力,只有一些死硬的概念和理论,要想完满地完成教学任务,那是绝不可能的。”这个七十四个字的长句子毛病很多。“不能设想,……那是绝不可能的。”这个话恐怕跟所要说的意思恰恰相反。原意应该是“不能设想,如果……,还能够……。”如果要保持“那是绝不可能的”,就得删去前边的“不能设想”。此外,什么是“生动的表达能力”和“完满的表达能力”?什么是“死硬概念”和“死硬的理论”?都不好懂。不能熟练地运用句子,造的句子不通顺,就无法写出好文章来,因为文章无非是用一句一句的话组成的,句子不通,文章怎么会通呢?

充分地掌握句子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个句子的正误优劣,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事理,就是说,要看这个句子的意思说得对不对;一是情味,就是说,要看它的语气、色彩合适不合适;一是声音,就是说,要看它念着顺嘴不顺嘴,听着悦耳不悦耳;一是规矩,就是说,要看它合不合大家说话的共同习惯。

要自己写的每个句子都合乎事理,合乎规矩,情味对头,声音和谐,就得用心推敲,仔细琢磨:词用得恰当不恰当,虚字眼用得准确不准确,词的位置摆得合适不合适,有没有不可省而省了的字,有没有当省而没省的字。

句子是文章的骨干。必须一个一个的句子都通顺,明白,全篇文章才能通顺,明白。一篇文章有上若干不通的句子,无论如何不会是一篇好文章。另一方面,只要把句子掌握好了,句句都通,意思、情味、声音都好,希望一篇文章作到浯言流畅,并不是一件难事。     

再其次是篇章结构。篇章结构就是说话的条理,说话的条理反映思考    的步骤。想事情想得清楚,理出了头绪,说话就能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写下来就成为层次清楚,结构严密的文章。掌握篇章结构也不是很容易的。转来的几封信里边,在这方面的毛病就不少。有的把话说得颠倒重复,整篇说了几点意思,眉目很不清楚,有的前一段说了这么一个意思,下一段又说了那么一个意思,中间毫无联系。篇章结构掌握不好,也写不成好文章。

学字,学句,学篇章,这就是写文章的基本功。基本功练好了,就为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本功练不好,肯定写不出好文章来。所以,字,句,篇章,可以说是学写文章的三道关口。感到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够,依我看,主要原因就在没有闯过这三关。从转来的信看,这几位青年朋友对于这一点是认识不足的。好些封来信要求编辑部介绍写作的方法,讲讲写作的技巧。我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头脑清楚,基本功好,方法技巧是容易学的;否则,讲多少方法技巧也是徒然。比如打篮球,如果跳不高,跑不快,投篮不准,运球不稳,传递不灵敏,怎么讲究方法技巧也打不好。比如唱戏,如果嗓子没练好,台步没走稳,

武功没练熟,再讲方法技巧也唱不成一出好戏。忽视基本功,学任何技能都学不好。学写作也不例外。

字,句,篇章,这三关怎么过法?没有什么窍门,只有两条笨办法。一条是多读,认真地读,一条是多练,好好地练。二者缺一不可,而前者是基础。

学字,从哪里学?当然不能念字典,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学句,从哪里学?当然不能背诵语法书,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学篇章,从哪里学?当然也不能背诵讲写作方法的书,也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这里要回到开头讲的那个故事了。如果读书都象那个女孩子那样读法,读来读去也不能提高写作能力。因此,为了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在基本功还没练好,三关还没过的时候,必须选定一些文章,认真地读,细细地读,一个字都不放过,一句话都不马虎。一定作到确确实实地、毫不含胡地理解字面的意思,还要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字句里边含蓄的意思,以及文章前前后后的联系照应,结构层次。读一遍不行,再读一遍,该查的查,该问的问,不读透了决不罢休。懂透了,读熟了,该记住的东西就得记住,该学着用的词和句子就要自己写一写,用一用。总之,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嚼烂了,吃下去,消化了,变成自己的。这样作,不免艰苦些,然而不吃这点苦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也需要广泛涉猎,多读一些好书。接触的东西要多一些,眼界要广一些。要培养爱读书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只抱着少数几篇文章死抠,不行;统统走马看花,不求甚解,更不行。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写作,首先是为了提高文化教养。文化教养是作为一个现代人不可缺少的,不论你作什么工作,更不要说你想写作。

要时常练习写。要写,就得严肃认真地写。起了稿,誊写清楚,逐字逐句逐段地推敲琢磨,看看有没有哪个字用错写错了,有哪个句子不通了,哪一段跟前后不连贯了,哪些话说得不恰当了,细细改一遍,再誊写清楚,放起来。过上一些时候,再拿出来看看,这时一定又会发现问题。再改,再誊。这样反复几次。在这中间一定会不断有所提高,逐渐发现自己写作上的缺点,逐渐认识并且巩固学习中的所得。也可以这样办:工作,学习,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写的事情了,例如,需要写个报告,或者需要给家里写封信,马上写好,作为底稿,另抄一份发出去,然后把底稿当作一篇作文,照上边说的办法,仔细推敲,反复修改。这样作,也不免艰苦些,然而吃吃这样的苦头也是必要的。同上边说的读书一样,既需要这种细磨细琢的办法,也需要经常放开手粗犷一点多练练。写,同样是文化教养的一部分。现代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时常需要动动笔,不光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写文章。     

从转来的一些信件、稿件看,这些青年朋友在读和写两方面下的工夫都是不够的。不说别的,单拿写字一项来看,多数就没下功夫去练。好几位的信写得很潦草,看起来非常吃力。有位同志信末署名之中有个字,又象    “珍”,又象“玲”,我看了好半天到底也没看清楚。字一定要练。可以练练毛笔字,也可以就用钢笔练。不求练得多么好,更不求成家成体,只要写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就行。写字写得草一点,可以,但是一定要合乎一般草字的习惯写法,不能任意挥洒,让人不认识。要有作笔记,札记,以至抄书的习惯。要注意周围的人口头上说的一些生动优美的话,听见精采的东西,就把它记下来。记日记是个很好的办法。书桌上一定要摆一本字典,不论读书作文,随时翻翻它,请教它,决不偷懒。……一句话,必须下点笨工夫,苦工夫。如果希望找个窍门,这就是窍门。

“这太难了吧?”我说,不难。这是最容易的办法。完全操之于己,下个决心就能生效的办法。只要肯这样作,半年有半年的效果,一年有一年的效果,坚持下去,保证达到目的。如果不肯,写作却真的成了件难事,再搞个三年五载,还是不行。

这里有些话说得不大客气,相信读者不会责备我这种由于真挚热诚而产生的某些粗鲁。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告诉我,帮助我改正。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谈文章的结构

●张志公

文章的构成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一是结构组织,一是遣词造句。这三个方面不能互相代替,然而密切相关,文章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体。思想内容是主要的,可是它必须靠严密的结构组织和正确恰当的词句表现出来。

这里谈谈结构组织的问题。结构组织就是文章里材料的安排,文章各部分的相互联系。

文章的结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无论思想内容多好,无论词句多么优美,必须全篇组织得好。一层一层、一段一段,安排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该详的详,该略的略,前前后后,联系得紧密,照顾得周到。没有前后脱节的地方,没有丢三拉四的情况,没有拖泥带水的毛病,人家读了才能得到清晰明确的印象。常见有些青年同志写的文章,意思不能说不好,有的并且很好,词句方面有点小毛小病的,总还通顺,就是整篇组织得不好,不清楚,不严密,结果让人读着感到吃力,一遍看下去,还不能把它的意思搞明白,这样的文章,往往达不到写作的目的,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

文章的结构决定于文章的内容。为什么这篇文章分三段,那篇文章分五段,为什么先说这层意思,后说那层意思,这些,都是文章的内容决定的。

从作者写作的角度说,他怎样明确自己所写的内容,并且根据所写内容的需要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呢?

这首先是个思路问题,作者的思路是他对客观事物怎样观察、理解、认识的反映,思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客观事物反映在作者头脑里,经过观察、理解、认识的过程,形成了他对这样事物的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把这些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理出个头绪来,就是所谓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写成文章,就是所谓结构组织,文章的结构组织是否清晰严密,表明作者的思路是否清晰严密。思路是否清晰严密表明他对所写的客观事物是否形成了鲜明的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

所以要文章的结构好,必须求之于思路。要思路清晰严密,必须善于观察事物,能够理解和认识事物,只有从锻炼观察能力和理解、认识的能力入手,才能培养起既活泼而又严密的思路,只有培养起这样的思路,写文章才会有好的结构。

写一棵树,如果你对这棵树的形状、构造、生长发育、性质作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清楚,这篇文章将如何写法呢?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呢?一切都将无法下手。勉强写些话出来,必然会前言不搭后语,使读的人也摸不着头脑。这还谈什么结构组织?写一件事,如果你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发展、演变、作用、意义,都搞不清楚,所知既然模糊,看法和态度就更难得鲜明。这样,文章又将何从组织?总之,自己不明白,就无法使读者明白。

其次是文章的性质、对象和目的。文章总是写给特定的对象看,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的,文章里的材料怎样安排,各个部分怎样组织,要看文章是写给谁的,是为什么写的。比方,某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去调查一下,回来之后把那件事情写下来,向领导报告。这该怎样写法?当然只有原原本本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地写出来,用不着什么“倒叙”、“插叙”那些办法。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写成个通讯报道,在报刊上发表,写法也许不同一些,可能先把结果写出来,然后再回过头去写事情的发生和经过,中间也许要补充一点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情况,以便一般读者能够了解得清楚一些,并且也要考虑到怎样安排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乐于读下去。倘若拿这件事情作题材,写成一短篇小说,写法就会更不一样。写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也要看写给谁和为什么而写来考虑文章的结构——是写给有关的个别同志看,还是写出来发表?如果发表,是在哪里发表?给哪些读者看?是着重于表明自己的意见,还是着重批评一种相反的、错误的意见?虽然谈的是同一个问题,由于对象和目的不同,文章里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文章的结构组织怎样安排,也会有种种不同。

所以,要文章的结构好,除了先决地求之于思路的清晰严密之外,还要把写作的对象和目的明确起来。不能为结构而结构。结构是为文章的目的服务的。

总之,结构不是个单纯的方法技巧问题,虽然这里边有方法和技巧。有些青年同志在学习语文,希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听说写文章讲究篇章结构,于是想找人教给点谋篇布局的方法。方法当然要讲,然而那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问题在思路,在写作要有明确的目的。特别是思路,这是关乎文章结构的最根本的东西。

思路需要锻炼,也是可以锻炼的。思路一要开阔活跃,二要细致严密。锻炼就是向着这个目标来的。入手处:一在观察,二在思考。看一样东西,不是毛毛草草地看一眼就算数,而是多看看,仔细看看,一边看着一边想一想。一定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比如看一座山,可以从远处看它的整体,看它的气势,又可以走到近处看它的岩石树木;可以从山脚看上去,又可以从山顶看下来,可以从这座山想到那座山,想到过去看过游过的山,也可以从山上的泉水瀑布想到由这里发源的溪流江河;可以从它的景色想到它的蕴藏,也可以从它的今天想到它的明天;如此等等。不是随便看看,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认真地看看,用心地想想,作到对这样东西了然于胸中。对事物有了这么一种明晰的印象,等到要写文章,根据写作的目的考虑一下,哪些写进去,哪些不写,哪些多写一点,哪些少写一点,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再写什么,从哪里写起,到哪里转个弯,到哪里结束,心里有了这么个数,一步一步写下去,写完之后反复看一看,读一读,如果有详略不合适、连贯不顺畅、联系不周密的地方,好好改一改,这不就是结构组织吗?看一件事情,想一个道理,也是这样,知道了结果,一定找一找原因,想一想用这个原因说明这个结果合理不合理,下了个判断,一定找一找根据,想一想这根据充分不充分。正面想想,反面想想,把有关的事情和道理联系起来想想,总之,要做到对这件事或者这个道理了然于胸中。这样,头脑里也就有了头绪,写起文章来也就有了条理。

当然,能够这样看事情,思考事情,要靠具备一定的实践基础、认识水平,以及知识的蓄积。但是,这里边也有个习惯问题。注意锻炼,能逐渐养成好的习惯,不注意锻炼,也会助长了不好的习惯。因此,我们说锻炼是有用的,是不可忽视的,经过不断的、有意思的锻炼,能够使我们的思路在现有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尽其可能的开阔活跃起来,细致严密起来。那样,写文章就能够比较地铺陈得开,不至于干干巴巴地一疙瘩,就能够比较地有些条理脉络,不至于颠来倒去,麻乱一团,或者前后脱节,丢三拉四了。

除了自己经常注意之外,读好的文章,用心理解它的层次结构,也是锻炼思路的很有效的办法,因为从那里可以领会到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开展的,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让我们读毛主席的文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谈长征的意义的一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社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就这样不长的一段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有个结构。开头一个问句和一个答句是第一层,总论长征的意义。以下由“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是第二层,承接第一层,把总论提出的判断分析开,分别论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插种机”这四个方面的意义。“总而言之……谁就会陷入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是第三层,深入一步,论述具有这样伟大意义的长征证明了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能力。以下是第四层,从长征推开去,说明长征结束后展开的新局面,我们这样来分析、领会文章的结构,主要不在于学习文章结构的方法技巧,而在于学习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路径——怎样从全面的认识一件事情的意义到具体的分析,怎样从具体事实的意义深入和提高到更本质、更重要的意义,怎样从当前的事情看到它的趋势和前景。这样钻研,我们的思路会得到启发,受到锻炼,日积月累,久而久之,我们自己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能力一定会逐渐提高,而这种能力必将从我们安排文章的结构之中反映出来。

不仅读议论性的文章可以这样读法,读记叙性的文章也可以;不仅读现代的文章需要从思路上着眼,读古代的优秀的文章也需要。举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为例: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佛。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怒己,曰奉壹。

这是一篇游记,游记并不是一边游着一边写,而是游完之后,想着游览的情景写的。这篇文章表现出,作者的思路大致是这样,他先想到小石潭所在的地方,想到逐渐走近小石潭时听见怎样的声音(闻水声,如鸣佩环),看见一些什么景物(潭边的石头和树木);然后继续想,走到潭边向潭里注视的时候看见怎样的景象(游鱼……似与游者相乐);接着想下去,看过潭里的游鱼之后,又抬起头来顺着潭岸向远处眺望,看见了怎样的情景(斗折蛇行,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近处、远处都观赏以后,该坐下来休息休息了,于是写坐在潭边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最后,游够了,该回去了,于是写回去,一直写到同游的人和作这篇游记。显然,文章的结构组织所反映的正是作者游览时观察的顺序,和写文章之前回想出的东西都留有清晰鲜明的印象,只要写的时候把游览的过程和所得的印象都叙清楚了,我想,我们也同样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有条有理而又清新生动的游记来。文章的结构不是一件难事。

有的同志给我来信,要我谈谈怎样读文章,有的同志要我谈谈怎样写文章,特别是怎样把文章的结构安排得好些。我想,这两个方面能够统一起来。

读文章,可以这样读法,粗读一遍,想一遍,再细读一遍。然后根据时间等等条件,尽可能地去熟读,乃至背诵。

粗读一遍的目的在于对这篇文章能够“粗知大意,得其梗概”。因此,哪怕篇幅比较长,也尽可能一口气读下来。有少数地方不甚明了,暂时由它去、不细想,也不查字典。

想一遍,就是想一想那大意和梗概。什么是大意和梗概呢?主要是这么几点:

1、这篇文章主要地谈了个什么问题?或者说了件什么事情?

2、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看的,为了什么目的而写的?

3、文章里主要说了几层意思?前前后后的几层意思是怎样的关系? 、

这第三点,其实就是文章的结构组织。

想这一遍是大有用处的。读报纸刊物上的一般文章,有时只能读一遍,没有时间重读第二遍。如果读一遍就丢在一边,往往印象模糊,稍过两天就忘了。读过之后略微想一想,把上边说的那三点回味一下,印象就清楚多了,深刻多了。这样才不白读,才能从中得到点什么。倘若是一篇重要文章,是要好好学习的文章,读一遍,想一遍,对它有了个初步的了解,对上边说的三点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之后,再去细读,才能使自己的思路跟作者的思路合拍一些,才知道哪些地方应当特别注意,应当深入揣摩,这样,收获能够更大些。常见有的同志读文章,一上手就一字一句地抠起来,半天还不能读它一遍,一直读到头,所得的多是些零零星星的印象,得不出一个完整地扼要的印象,也有的同志,草草读一遍之后,马上又回过头来重读,有时候读了两三遍,印象还是很笼统,甚至相当模糊,理不出个头绪,我想,这种情形可能都是由于缺少想那一遍的缘故。想一遍,这是个习惯问题。养成这个习惯之后,费时很少,往往只要几分钟,十来分钟就行,而收效很大。
再细读一遍,目的在于咀嚼,消化。

1、验证第一遍读过之后,所得的印象对不对。对的,加深它,巩固它;不对的,纠正它。

2、求透。懂得不清楚的,要思考、揣摩。要考查工具书;前前后后的联系照应,要弄明白;主要的,次要的,要搞清楚。要得出总的、全面的理解;也要得出分解的,一部分一部分的理解。

3、求深。要体会含蓄蕴藏的意思,要玩味精细细致的情境,要领略论断的分寸。

我想,用这样的一些步骤来读文章,对于锻炼思路是很有好处的。如果思路不断地得到锻炼,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在结构组织方面就会有些办法了。

(原载《中国青年》1963年12期,摘自《语文学习讲座》)
●卷23

谈叙述与描写

——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讲话摘要

● 老 舍

写文章须善于叙述。不论文章大小,在动笔之前,须先决定给人家的总印象是什么。这就是说,一篇文章里以什么为主导,以便妥善安排。定好何者为主,何者为副,便不会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比如以西山为题,即须先决定,是写西山的地质,还是植物,或是专写风景。写地质即以地质为主导,写植物即以植物为主导,在适当的地方,略道岩石或花木之美,但不使喧宾夺主。这样,既能给人家以清晰的印象,又能显出文笔,不至全篇干巴巴的。这样,也就容易安排资料和陈述的层次了。要不然,西山可写的东西很多,从何落笔呢?  

若是写风景,则与前面所说的相反,应以写景为主,写出诗情画意,而不妨于适当的地方写点实物,如岩石与植物,以免过于空洞。  

是的,写实物,即以实物为主,而略加抒情的描写,使文章生动空灵一些。写诗情画意呢,要略加实物,以期虚中有实。  

作文章有如绘画,要先安排好,以什么为主体,以什么烘托,使它有实有虚,实而不板,虚而不空。叙述必先设计,而如何设计即看要给人家的主要印象是什么。  

叙述一事一景,须知其全貌。心中无数,便写不下去。知其全貌,便写几句之后即能总结一下,使人极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叙述北京春天的大风,在写了几句如何刮法之后,便说出: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这个小的总结便容易使人记住,知道了北京的春风的特点。这样的句子是知其全貌才能写出来的。若无此种的结论式的句子,则说的很多,而不着边际,使人厌烦。又比如:《赤壁赋》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便是完整地画出一幅画来,有许多画家以此为题去作画。有了这八个字,我们便看到某一地方的全景,也正是因为作者对这一地方知其全貌。这才能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才能够写得简练精采。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八个字,连小学生也认识。可是,它们又是那么了不起的八个字。这是作者真认识了山川全貌的结果。我们在动笔之前,应当全盘想过,到底对我们所要写的知道多少,提得出提不出一些带总结性的句子来。若是知道的太少,心中无数,我们便叙述不好。叙述不是枝枝节节地随便说,而是把事物的本质说出来,使人得到确实的知识。  

或问:叙述宜细,还是宜简?细写不算不对。但容易流于冗长。为矫此弊,细写须要命得起,推得开。古人说,写文章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者观察事物,无微不入,而后在叙述的时候,又善于调配,使小事大事都能联系到一处,一笔写下狂风由沙漠而来,天昏地暗,一笔又写到连屋中熬着的豆汁也当中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浮动着一圈黑沫。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便不至于冗细拖拉。这就是说,叙述不怕细致,而怕不生动。在细致处,要显出才华。文笔如放风筝,要飞起来,不可爬伏在地上。要自己有想象,而且使读者的想象也活跃起来。  

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亦足左右内容。同一内容,用此形式去写就得此效果,用另一形式去写则效果即异。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敬悼郝寿臣老先生》短文。我所用的那点资料,和写郝老先生生平事迹的相同。可是,我是要写一篇悼文,所以我就通过群众的眼睛来看老先生的一生。这便亲切。从群众眼中看出他如何认真严肃地演剧,如何成名之后,还孜孜不息,排演新戏。这就写出了他是人民的演员。因为是写悼文,我就不必用写生平事迹所必用的某些资料,而选用了与群众有关的那一些。这就加强了悼文的效果。形式不同,资料的选取与安排便也不同,而效果亦异。  

叙述与描写本不易分开。现在我把它们分开,为了说着方便。下面谈描写。  

描写也首先决定于要求什么效果,是喜剧的,还是正面的?假若是要喜剧效果,就应放手描写,夸张一些。比如介绍老张,头一句就说老张的鼻子天下第一。若是正面描写,就不该用此法。我们往往描写的不生动,不明确,原因之一即由于事先没有决定要什么效果,所以选材不合适,安排欠妥当。描写的方法是依效果而定。决定要喜剧效果,则利用夸张等手法,取得此效果。反之,要介绍一位正面人物或严肃的事体,则须取严肃的描写方法。语言文字是要配合文章情调的,使人发笑或肃然起敬。  

在一篇小说中,有不少的人,不少的事。都要先想好:哪个人滑稽,哪个人严肃,哪件事可笑,哪件事可悲,而后依此决定,进行描写。还要看主导是什么,是喜剧,则少写悲的;是悲剧,则少写喜的。  

一篇作品中若有好几个人,描写他们的方法要各有不同,不要都先介绍履历,而后模样,而后衣冠。有的人可以先介绍模样,有的人可以先介绍他正在作些什么,把他的性格烘托出来——此法在剧本中更适用,在短篇小说中也常见,因为舞台上的人物一出来已打扮停妥,用不着描写,那么叫他先作点什么,便能显露他的性格;短篇小说篇幅有限,不能详细介绍衣冠相貌,那么,就先叫他作点事情,顺手儿简单地描写他的形象,有那么几句就差不多了。  

练习描写人物,似应先用写小说的办法,音容衣帽与精神面貌可以双管齐下,都写下来。这么练习了之后,要再学习戏剧中的人物描写方法,即用动作、语言,表现出人物的特点与性格来。这比写小说中人物要难的多了。我们不妨这么练习:先把人物的内心与外貌都详细地写出来,像写小说那样;而后,再写一段对话,要凭着这段对话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像写剧本那样。这么练习,对写小说与剧本都有益处。  

这也是知其全貌的办法。我们先知道了这个人的一生,而后在描写时,才能由小见大,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表现出他的性格来。一个老实人,在划火柴点烟而没点燃的时节,便会说:“唉!真没用,连根烟也点不着!”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呢,就不是这样,而也许高叫:“他妈的!”这样,知其全貌,我们就能用三言五语写出个人物来。  

写景的方法很多,可以从古今的诗句散文中学习,描写人物较难,故不多谈写景。  

描写人物要注意他的四围,把时间地点等跟人物合在一处。要有人,还有画面。《水浒传》中的林冲去沽酒,既有人物,又有雪景,非常出色。武松打虎也有景阳冈作背景。《红楼梦》中的公子小姐们,连居住的地方,如潇湘馆等,都暗示出人物的性格。一切须为人物服务,使人物突出。  

一篇小说中有好多人物,要分别主宾,有的细写,有的简写。虽然是简写,也要活生活现,这须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方法,三言五语就描画出个人物来。我们平时要经常仔细观察人,且不断地把他们记下来。  

在描写时,不能不设喻。但设喻必须精到。不精到,不必设喻。要切忌泛泛的比喻。生活经验不丰富,知识不广博,不易写出精采的比喻来。  

以上所说的,都不大具体,因为要具体地说,就很难不讲些修辞学中的道理。而同学们的修辞学知识比我还更丰富,故无须我再说。我所说的这一些,也并不都正确,请批评指正!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 老 舍

我想谈一谈文学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相当普遍地存着一个缺点,就是语言不很好。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工具,我们应该掌握这个工具。我并不是技术主义者,主张只要语言写好,一切就都不成问题了。要是那么把语言孤立起来看,我们的作品岂不都变成八股文了么?过去的学究们写八股文就是只求文字好,而不大关心别的。我们不是那样。我是说:我们既然搞写作,就必须掌握语言技术。这并非偏重,而是应当的。一个画家而不会用颜色,一个木匠而不会用刨子,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看一部小说、一个剧本或一部电影片子,我们是把它的语言好坏,算在整个作品的评价中的。就整个作品来讲,它应该有好的,而不是有坏的,语言。语言不好,就妨碍了读者接受这个作品。读者会说:罗哩罗嗦的,说些什么呀?这就减少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就吃了亏!  

在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有语言不大好的,但是不多。一般地来说,我们总是一提到作品,也就想到它的美丽的语言。我们几乎没法子赞美杜甫与莎士比亚而不引用他们的原文为证。所以,语言是我们作品好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有责任把语言写好!  

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的好呢?这是无可分离的、统一的东西。  

要把语言写好,不只是“说什么”的问题,而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创作是个人的工作,“怎么说”就表现了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我这么说,说的与众不同,特别好,就表现了我的独特风格与语言创造力。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十个画家给我画像,画出来的都是我,但又各有不同。每一个里都有画家自己的风格与创造。他们各个人从各个不同的风格与创造把我表现出来。写文章也如此,尽管是写同一题材,可也十个人写十个样。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家们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但丁是但丁。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制造,每篇都一样,尺寸相同。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调换调换。不像我们,大家的写法都差不多,看来都像报纸上的通讯报导。甚至于写一篇讲演稿子,也不说自己的话,看不出是谁说的。看看爱伦堡的政论是有好处的。他谈论政治问题,还保持着他的独特风格,教人一看就看出那是一位文学家的手笔。他谈什么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不“人云亦云”,正像我们所说:“文如其人”。  

不幸,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东西,而始终没有自己的风格。这就吃了亏。也许他写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因为语言不好,没有风格,大家不喜欢看;或者当时大家看他的东西,而不久便被忘掉,不能为文学事业积累财富。传之久远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好的思想内容,一方面也因为它有好的风格和语言。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都须标奇立异,放下现成的语言不用,而专找些奇怪的,以便显出自己的风格呢?不是的!我们的本领就在用现成的、普通的语言,写出风格来。不是标奇立异,写的使人不懂。“啊,这文章写的深,没人能懂!”并不是称赞!没人能懂有什么好处呢?那难道不是胡涂文章么?有人把“白日依山尽……更上一层楼”改成“……更上一层板”,因为楼必有楼板。大家都说“楼”,这位先生非说“板”不可,难道就算独特的风格么?  

同是用普通的语言,怎么有人写的好,有人写的坏呢?这是因为有的人的普通言语不是泛泛地写出来的,而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所以就写的好。别人说不出,他说出来了,这就显出他的本领。为什么好文章不能改,只改几个字就不像样子了呢?就是因为它是那么有骨有肉,思想、感情、文字三者全分不开,结成了有机的整体;动哪里,哪里就会受伤。所以说,好文章不能增减一字。特别是诗,必须照原样念出来,不能略述大意,(若说:那首诗好极了,说的是木兰从军,原句子我可忘了!这便等于废话!)也不能把“楼”改成“板”。好的散文也是如此。  

运用语言不单纯地是语言问题。你要描写一个好人,就须热爱他,钻到他心里去,和他同感受,同呼吸,然后你就能够替他说话了。这样写出的语言,才能是真实的,生动的。普通的话,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情景中说出来,就能变成有文艺性的话了。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生活。字典上有一切的字。但是,只抱着一本字典是写不出东西来的。  

我劝大家写东西不要贪多。大家写东西往往喜贪长,没经过很好的思索,没有对人与事发生感情就去写,结果写得又臭又长,自己还觉得挺美——“我又写了八万字!”八万字又怎么样呢?假若都是废话,还远不如写八百个有用的字好。好多古诗,都是十几二十个字,而流传到现在,那不比八万字好么?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最亲切的文字。所谓亲切,就是普通的话,大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不是用了一大车大家不了解的词汇字汇。世界上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精练的文字,哪怕只几个字,别人可是说不出来。简单、经济、亲切的文字,才是有生命的文字。  

下面我谈一些办法,是针对青年同志最爱犯的毛病说的。  

第一,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幼稚的,怎么会一句不是一句呢?我们现在写文章,往往一直写下去,半篇还没一个句点。这样一直写下去,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结果一定是胡涂文章。要先想好了句子,看站得稳否,一句站住了再往下写第二句。必须一句是一句,结结实实的不摇摇摆摆。我自己写文章,总希望七八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每写一句时,我都想好了,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感情,我希望每一句话都站得住。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它分成几段,断开了就好念了,别人愿意念下去;断开了也好听了,别人也容易懂。读者是很厉害的,你稍微写得难懂,他就不答应你。  

同时,一句与一句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逻辑的、有机的联系,就眼咱们周身的血脉一样,是一贯相通的。我们有些人写东西,不大注意这一点。一句一句不清楚,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上下不相照应。读者的心里是这样的,你上一句用了这么一个字,他就希望你下一句说什么。例如你说“今天天阴了”,大家看了,就希望你顺着阴天往下说。你的下句要是说“大家都高兴极了”,这就联不上。阴天了还高兴什么呢?你要说“今天阴天了,我心里更难过了。”这就联上了。大家都喜欢晴天,阴天当然就容易不高兴。当然,农民需要雨的时候一定喜欢阴天。我们写文章要一句是一句,上下联贯,切不可错用一个字。每逢用一个字,你就要考虑到它会起什么作用,人家会往哪里想。写文章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的文章写的那样白,那样俗,好象毫不费力。实际上,那不定改了多少遍!有时候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看有些青年同志们写的东西,往往吓我一跳。他下笔万言,一笔到底,很少句点,不知道到哪里才算完,看起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写东西时,用字,造句必须先要求清楚明白。用字造句不清楚、不明白、不正确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那个长得像驴脸的人”,这个句子就不清楚、不明确。这是说那个人的整个身子长得像驴脸呢,还是怎么的?难道那个人没胳膊没腿,全身长得像一张驴脸吗,要是这样,怎么还像人呢?当然,本意是说:那个人的脸长得像驴脸。  

所以我的意见是:要老老实实先把话写清楚了,然后再求生动。要少用修辞,非到不用不可的时候才用。在一篇文章里你用了一个“伟大的”,如“伟大的毛主席”,就对了;要是这个也伟大,那个也伟大,那就没有力量,不发生作用了。乱用比喻,那个人的耳朵像什么,眼睛像什么……就使文章单调无力。要知道: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文章,而且写的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工夫。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你所要写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那些无聊的修辞与形容,而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写出来。我们拿几句古诗来看看吧。像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吧,就是说早上起来,听到窗子外面竹子响了。听到竹子响后,当然要打开门看看,嗐!这一看,下一句就惊人了,“开门雪满山”!这没有任何形容,就那么直接说出来了。没有形容雪,可使我们看到了雪的全景。若是写他打开门就“哟!伟大的雪呀!”“多白的雪呀!”便不会惊人。我们再看看韩愈写雪的诗吧。他是一个大文学家,但是他写雪就没有王维写的有气魄。他这么写:“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他是说车子在雪地里走,雪随着车轮的转动翻起两条白带子;马蹄踏到雪上,留了一个一个的银杯子。这是很用心写的,用心形容的。但是形容的好不好呢?不好!王维是一语把整个的自然景象都写出来,成为名句。而韩愈的这一联,只是琐碎的刻画,没有多少诗意。再如我们常念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说就够了,用不着什么形容。像“满城风雨近重阳”这一句诗,是抄着总根来的,没有枝节琐碎的形容,而把整个“重阳”季节的形色都写了出来。所以我以为:在你写东西的时候,要要求清楚,少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修辞。你要是真看明白了一件事,你就能一针见血地把它写出来,写得简练有力!  

我还有个意见:就是要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你要是一会儿“然而”,一会儿“但是”,一会儿“所以”,老那么绕湾子,不但减弱了文章的力量,读者还要问你:“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话!?”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吗?我们的大文学家王勃写了两句最得意的话:“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说,后来他在水里淹死了,死后还不忘这两句,天天在水上闹鬼,反复念着这两句。后来有一个人由此经过,听见了就说:“你这两句话还不算太好。要把‘与’字和‘共’字删去,改成‘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不是更挺拔更好吗?”据说,从此就不闹鬼了。这把鬼说服了。所以文章里的虚字,只要能去的尽量把它去了,要不然死后想闹鬼也闹不成,总有人会指出你的毛病来的。  

第三,我们应向人民学习。人民的语言是那样简练、干脆。我们写东西呢,仿佛总是要表现自己:我是知识分子呀,必得用点不常用的修辞,让人吓一跳啊。所以人家说我们写的是学生腔。我劝大家有空的时候找几首古诗念念,学习他们那种简练清楚,很有好处。你别看一首诗只有几句,甚至只有十几个字,说不定作者想了多少天才写成那么一首。我写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只要写出一句话不现成,不响亮,不像口头说的那样,我就换一句更明白、更俗的、务期接近人民口语中的话。所以在我的文章中,很少看到“愤怒的葡萄”、“原野”、“熊熊的火光”……这类的东西。而且我还不是仅就着字面改,像把“土”字换成“地”字,把“母亲”改成“娘”,而是要从整个的句子和句与句之间总的意思上来考虑。所以我写一句话要想半天。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家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子侄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的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真认真干。”这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成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  

第四,我写文章,不仅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个字的声音。不仅写文章是这样,写报告也是这样。我总希望我的报告可以一字不改地拿来念,大家都能听得明白。虽然我的报告作的不好,但是念起来很好听,句子现成。比方我的报告当中,上句末一个字用了一个仄声字,如“他去了”。下句我就要用个平声字。如“你也去吗?”让句子念起来叮当地响。好文章让人家愿意念,也愿意听。  

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随便你拿李白或杜甫的诗来念,你都会觉得口腔是舒服的,因为在用哪一个字时,他们便抓住了那个字的声音之美。以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说吧,“连三”两字,舌头不用更换位置就念下去了,很舒服。在“家书抵万金”里,假如你把“抵”字换成“值”字,那就别扭了。字有平仄——也许将来没有了,但那是将来的事,我们是谈现在。像北京话,现在至少有四声,这就有关于我们的语言之美。为什么不该把平仄调配的好一些呢?当然,散文不是诗,但是要能写得让人听、念、看都舒服,不更好吗?有些同志不注意这些,以为既是白话文,一写就是好几万字,用不着细细推敲,他们吃亏也就在这里。  

第五,我们写话剧、写电影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写的语言,往往是干巴巴地交代问题。譬如:惟恐怕台下听不懂,上句是“你走吗?”下句一定是“我走啦!”既然是为交代问题,就可以不用真感情,不用最美的语言。所以我很怕听电影上的对话,不现成,不美。  

我们写文章,应当连一个标点也不放松。文学家嘛,写文艺作品怎么能把标点搞错了呢?所以写东西不容易,不是马马虎虎就能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写东西第一要要求能念。我写完了,总是先自己念念看,然后再念给朋友听。文章要完全用口语,是不易作到的,但要努力接近口语化。  

第六,中国的语言,是最简练的语言。你看我们的诗吧,就用四言、五言、七言,最长的是九言。当然我说的是老诗,新诗不同一些。但是哪怕是新诗,大概一百二十个字一行也不行。为什么中国古诗只发展到九个字一句呢?这就是我们文字的本质决定下来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语言文字的本质。要真掌握了它,我们说话就不会绕湾子了。我们现在似乎爱说绕湾子的话,如“对他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为什么不说:“我不同意他的话”呢?为什么要白添那么些字?又如“他所说的,那是废话。”咱们一般地都说:“他说的是废话。”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到底是哪一种说法有劲呢?  

这种绕湾子说话,当然是受了“五四”以来欧化语法的影响。弄的好嘛,当然可以。像说理的文章,往往是要改换一下中国语法。至于一般的话语为什么不按我们自己的习惯说呢?  

第七,说到这里,我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入浅出的问题。提到深入,我们总以为要用深奥的、不好懂的语言才能说出很深的道理。其实,文艺工作者的本事就是用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来。这就得想办法。必定把一个问题想得透彻了,然后才能用普通的、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我们开国时,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经过了多少年艰苦的革命过程,现在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这一句说出了真理,而且说得那么简单、明了、深入浅出。  

第八,我们要说明一下,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唐诗有这么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都没有一个生字。可是仔细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沙漠上的景致真实地概括地写出来了。沙漠上的空气干燥,气压高,所以烟一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烟。大河上,落日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作者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全景都表现出来了。没有看过大沙漠,没有观察力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语言就是这样提炼的。有的人到工厂,每天拿个小本记工人的语言,这是很笨的办法。照抄别人的语言是笨事,我们不要拼凑语言,而是从生活中提炼语言。  

语言须配合内容:我们要描写一个个性强的人,就用强烈的文字写,不是写什么都是那一套,没有一点变化,也就不能感动人。《红楼梦》中写到什么情景就用什么文字。文字是工具,要它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老是那一套。《水浒》中武松大闹鸳鸯楼那一场,都用很强烈的短句,使人感到那种英雄气概与敏捷的动作。要像画家那样,用暗淡的颜色表现阴暗的气氛,用鲜明的色彩表现明朗的景色。  

其次,谈谈对话。对话很重要,是文学创作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对话不只是交代情节用的,而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为什么说的,在什么环境中说的,怎么说的。这样,对话才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想对话时要全面的、“立体”的去想,看见一个人在那儿斗争,就想这人该怎么说话。有时只说一个字就够了,有时要说一大段话。你要深入人物心中去,找到生活中必定如此说的那些话。沉默也有效果,有时比说话更有力量。譬如一个人在办公室接到电话,知道自己的小孩死了,当时是说不出话来的。又譬如一个人老远地回家,看到父亲死了,他只能喊出一声“爹”,就哭起来。他决不会说:“伟大的爸爸,你怎么今天死了!”没有人会这样说,通常是喊一声就哭,说多了就不对。无论写什么,没有彻底了解,就写不出。不同那人共同生活,共同哭笑,共同呼吸,就描写不好那个人。  

我们常常谈到民族风格。我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除了语言,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表现它呢?你说短文章是我们的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你说长文章是我们民族风格吗?外国也有。主要是表现在语言上,外国人不说中国话。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现的东西有民族风格,一本中国书译成外文就变了样,只能把内容翻译出来,语言的神情很难全盘译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希望大家多用工夫学习语言文字。  

第二部分:回答问题。  

我不想用专家的身份回答问题,我不是语言学家。对我们语言发展上的很多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我只能以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人的资格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怎样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文学语言?这我刚才已大致说过,学习群众的语言不是照抄,我们要根据创作中写什么人,写什么事,去运用从群众中学来的语言。一件事情也许普通人嘴里要说十句,我们要设法精简到三四句。这是作家应尽的责任,把语言精华拿出来。连造句也是一样,按一般人的习惯要二十个字,我们应设法用十个字就说明白。这是可能的。有时一个字两个字都能表达不少的意思。你得设法调动语言。你描述一个情节的发展,若是能够选用文字,比一般的话更简练、更生动,就是本事。有时候你用一个“看”字或“来”字就能省下一句话,那就比一般人嘴里的话精简多了。要调动你的语言,把一个字放在前边或放在后边,就可以省很多字。两句改成一长一短,又可以省很多字。要按照人物的性格,用很少的话把他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而不要照抄群众语言。先要学习群众语言,掌握群众语言,然后创作性地运用它。  

第二个问题:南方朋友提出,不会说北方话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有的南方人学了一点北方话就用上,什么都用“压根儿”,以为这就是北方话。这不行!还是要集中思考你所写的人物要干什么,说什么。从这一点出发,尽管语言不纯粹,仍可以写出相当清顺的文字。不要卖弄刚学会的几句北方话!有意卖弄,你的话会成为四不像了。如果顺着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即使语言不漂亮,也能把人物的心情写出来。  

我看是这样,没有掌握北方话,可以一面揣摩人情事理,一面学话,这么学比死记词汇强。要从活人活事里学话,不要死背“压根儿”、“真棒”……。南方人写北方话当然有困难,但这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否则沈雁冰先生、叶圣陶先生就写不出东西了。他们是南方人,但他们的语言不仅顺畅,而且有风格。  

第三个问题:词汇贫乏怎么办?我希望大家多写短文,用最普通的文字写。是不是这样就会词汇贫乏,写不生动呢?这样写当然词汇用的少,但是还能写出好文章来。我在写作时,拚命想这个人物是怎么思想的,他有什么感情,他该说什么话,这样,我就可以少用词汇。我主要是表达思想感情,不孤立地贪图多用词汇。我们平时嘴里的词汇并不多,在三反五反时,斗争多么激烈,谁也没顾得去找词汇,可是斗争仍是那么激烈,可见人人都会说话,都想一句话把对方说低了头。这些话未见得会有丰富的词汇,但是能深刻地表达思想感情。  

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辞,从现成话里掏东西。一般人的社会接触面小,词汇当然贫乏。我觉得很奇怪,许多写作者连普通花名都不知道,都不注意,这就损失了很多词汇。我们的生活若是局限于小圈子里,对生活的各方面不感趣味,当然词汇少。作家若以为音乐、图画、雕塑、养花等等与自己无关,是不对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哪里来的词汇?你接触了画家,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东西,那就丰富了词汇。我不懂音乐,我就只好不说;对养花、鸟、鱼,我感觉兴趣,就多得了一些词汇。丰富生活,就能丰富词汇。这需要慢慢积蓄。你接触到一些京戏演员,就多听到一些行话,如“马前”“马后”等。这不一定马上有用,可是当你写一篇文章,形容到一个演员的时候,就用上了。每一行业的行话都有很好的东西,我们接触多了就会知道。不管什么时候用,总得预备下,像百货公司一样,什么东西都预备下,从留声机到钢笔头。我们的毛病就是整天在图书馆中抱着书本。要对生活各方面都有兴趣;买一盆花,和卖花的人聊聊,就会得到许多好处。  

第四个问题:地方土语如何运用?  

语言发展的趋势总是日渐统一的。现在的广播,教科书都以官话为主。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即“一般化的语言”不那么生动,比较死板。所以,有生动的方言,也可以用。如果怕读者不懂,可以加一个注解。我同情广东、福建朋友,他们说官话是有困难,但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只好学习。方言中名词不同,还不要紧,北京叫白薯,山东叫地瓜,四川叫红苕,没什么关系;现在可以互注一下,以后总会有个标准名词。动词就难了,地方话和北方话相差很多,动词又很重要,只好用“一般语”,不用地方话了。形容词也好办,北方形容浅绿色说“绿阴阴”的,也许广东人另有说法,不过反正有一个“绿”字,读者大致会猜到。主要在动词,动词不明白,行动就都乱了。我在一本小说中写一个人“从凳子上‘出溜’下去了”,意思是这人突然病了,从凳上滑了下去,一位广东读者来信问:“这人溜出去了,怎么还在屋子里?”我现在逐渐少用北京土语,偶尔用一个也加上注解。这问题牵涉到文字的改革,我就不多谈了。  

第五个问题:写对话用口语还容易,描写时用口语就困难了。  

我想情况是这样,对话用口语,因为没有办法不用。但描写时也可以试一试用口语,下笔以前先出声地念一念再写。比如描写一个人“身量很高,脸红扑扑的”,还是可以用口语的。别认为描写必须另用一套文字,可以试试嘴里怎么说就怎么写。  

第六个问题:“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品——包括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在内——一般工农看不懂、不习惯,这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上是有偏差的。那时有些人以为中国语言不够细致。他们都会一种或几种外国语;念惯了西洋书,爱慕外国语言,有些瞧不起中国话,认为中国话简陋。其实中国话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很明显,有些外国话中的“桌子椅子”还有阴性、阳性之别,这没什么道理。中国话就没有这些罗里罗嗦的东西。  

但“五四”传统有它好的一面,它吸收了外国的语法,丰富了我们语法,使语言结构上复杂一些,使说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如今天的报纸的社论和一般的政治报告,就多少采用了这种语法。  

我们写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语言。“五四”传统好的一面,在写理论文字时,可以采用。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语言,从人民口头中,学习简练、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语法。  

有人说农民不懂“五四”以来的文学,这说法不一定正确。以前农民不认识字,怎么能懂呢?可是也有虽然识字而仍不懂,连今天的作品也还看不懂。从前中国作家协会开会请工人提意见,他们就提出某些作品的语言不好,看不懂,这是值得警惕的,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更好地学习人民的语言。  

第七个问题:应当如何用文学语言影响和丰富人民语言?  

我在三十年前也这样想过:要用我的语言来影响人民的语言,用白话文言夹七夹八的合在一起,可是问题并未解决。现在,我看还是老老实实让人民语言丰富我们的语言,先别贪图用自己的语言影响人民的语言吧。  

第八个问题:如何用歇后语。  

我看用得好就可以用。歇后语、俗语,都可以用,但用得太多就没意思。《春风吹到诺敏河》中,每人都说歇后语,好像一个村子都是歇后语专家,那就过火了。

( 选自老舍《出口成章》)

●卷23

编辑要注意语言文字问题

●吕叔湘

编辑的两大任务是选稿和改稿,这里只谈改稿,改稿包括两项工作。一项工作是把无用的词、句、段删去,把必需的词语加进去,把不合适的次序改过来。这一部分工作做得怎么样,不对原稿,光看报刊上印出来的文字,是不大容易判断的。另一项工作是发现稿件里的语病,把它改掉。这里所说语病包括事实方面的错误。语病是多种多样的,下面粗略地分成四类举例,出处不一一注明。

(1)词汇。词汇方面的语病就是所谓用词不当。例如:

这个学校校舍基本全部倒塌。

“基本”和“全部”矛盾。这里大概是“几乎全部”的意思。

第三届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7月20日即将在北京开幕。

“7月20日”的日期已定,不需要再加“即”字。可以改为“ 将于7月20日在北京开幕”。

误解成语的意思,因而用错,也是常见的:   

我国足球队在迭遭失利后,连克五关,挂冠而归。

“挂冠”是辞职的意思,不是取得冠军的意思。

(2)语法。语法方面的毛病,最常见的是搭配问题。例如:

每个小朋友们的桌子上都摆着一本书。

“每”只能用在单数之前,不能跟“们”字用在一起。     

美国总统里根今天任命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黑格负责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调解……

“任命”之后照例是接“某某为某官职”,不能接“某某去做某件事”。这里的动词不应该用“任命”,应该用“命令”或“指令”、“指定”。

有时候问题出在词语的位置上。例如:

在1932年1l、l 2月间,我们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现署名“歌特”的文章共计三篇。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一句应当是:

我们在1932年11、12月的党中央机关报上发现……

有时候是由于多写了一个字。例如1982年9月l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一条加花边的新闻的大字标题:

全国早稻征购任务超额完成

十个主产省区的入库量超过征购计划的百分之三点九

“超过征购计划的百分之三点九”,那不是还不到征购计划的百分之四吗?这怎么能叫做“超额”完成呢?我们只说“哥哥大弟弟三岁”,不说“哥哥大弟弟的三岁”,这里的“大”就是“超过”的意思,两个句子里边都是不允许加进一个“的”字的。

有时候一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也会造成重大的错误。例如:

两国都否认昨晚在联合固投票时的混乱态度,说明 西方在两月之久的南大西洋冲突中同英国的团结出现了裂缝。

这一句里的“两国”指英国和美国,“混乱”指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英国和阿根廷停火,美国先投反对票后又要求弃权。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安理会要求停火,英国是投的反对票,美国投反对票是站在英国一边,投弃权票就是不跟英国站在一边,先投反对票后又要求改为弃权是混乱,这种混乱说明作为西方成员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出现了裂缝,但是英美两国都不认为美国态度的摇摆说明什么问题。在“混乱态度”之后用上一个逗号就把句子结构改变了,变成英美两国否认的是美国投票混乱,但这是事实,怎么否认得了呢?同时,“说明”的主语改变了,不再是美国投票的混乱,而是英美两国的否认混乱,于是又讲不通了——两国一致否认混乱,不正是非常团结吗?怎么能说是这就说明团结出现裂缝呢?总之,加上这么个逗号就整个的乱套了。

(3)常识、情理。有些错误不是单纯的文字问题,而是内容违背常识,不合情理。例如:
阳春三月,青海省黄河、湟水沿岸农业区麦苗吐绿,杨柳返青,五万亩果园也繁花似锦,争研斗艳。

这段文字见报之后,就有“青海一读者”来信说:青海主要是春小麦,阳历三月在气候较暖的地区小麦也刚出芽,大地还不见绿色,在西宁、湟源等地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春播还没完毕,已播的小麦也还没出芽。再说果园,新闻见报时,这里杏花还没开,梨花更不用说,哪来的“繁花似锦”?——可见写新闻报道首先要尊重事实,不能只顾套用花花绿绿的四字句,就信口开河。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栾芾]就有了夜读的习惯。这个夜读不是指读到十点、十一点。而是读到午夜以后,甚至通宵达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显然是夸大了。除非栾芾每天睡到九、十点钟才起床,他的身体是支持不住的,但是报道里是说他白天跟别人一样工作的。     

(4)事实、出处。新闻报道必须有根有据,有些事实需要核对,有些词语需要查证,例如:
[1959年4月浙江舟山遭到台风袭击]事后,周总理风尘仆仆地赶到舟山,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慰问遇险的渔民。[接着还引用了周总理同渔民代表的谈话。]

这段报道见报之后,一位在舟山工作的同志来信说,周总理是处理了那次灾后事宜,但是没有亲自到过舟山。

哥德生于1774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他二十三岁那年的作品,1774年出版。

这里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哥德23岁写成的书,出版的年份跟他出生的年份相同,那不是他一年里边长了二十三岁吗?只要查查书就知道这三个数目之中第一个是错的,第二个是靠不住的。哥德生于1749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的时候哥德二十五岁。这部作品是不是两年前就已经写成?出版之前不久才写成的可能性更大。

报道错误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失真的问题,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的。《人民日报》1982年3月20日刊出一篇介绍兽医先进经验的通信,把江西省兴国县的“兴”字错成“安”字,全国许多地方写信去联系,信寄到安国县,都以“查无此人”的原因退回原地。“ 兴”字错成“安"字,可能是排印错误,责任不在编辑。但也可能是原稿写的不清楚,编辑把它“描”错了,那就不完全是编辑的过错,写稿人也要负责了。这也是应当核对而没有核对的结果。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学好语文不是一件小事

●张志公

《中国青年》编辑部把几位青年朋友写给编者的信和一些稿子交给我,要我谈谈信里提出的问题:怎样把语文学好,特别是,怎样提高写作的能力。     

从那些来信可以知道,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了语文这个工具的重要性。为了作好工作,学好科学技术,他们希望把语文学好。这个愿望是正当的。

先说个小故事。一个高中学生刚刚读了杨朔同志一篇散文《茶花赋》。我问她:“都懂了吗?”她说:“懂了。”我问:“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她回答:“通过对昆明美丽景物的描写,表达作者对祖国的热爱。”我再问她,文章里主要写了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写了作者一些什么感想?她都能说得大体不差。我要她把文章中“擅长丹青”的“擅长”写一下。我发现,她不会写“擅”字,也不会讲“擅长”是什么意思,更不会用。我又发现文章里的“沉吟”两个字,她也不会讲;并且,由于她不懂这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这一句以下的那段文章的意思,她没有体会出来。

请想一想:她原来是否真正把文章读懂了?她这样读文章,能够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吗?答案是很清楚的。她没有懂。她觉得懂了,实际上只是模模糊糊地懂了个大意,不仅没有逐字逐句地都搞清楚,有些对于理解文意和体会文章思想感情比较重要的词句和段落也没有弄明白。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原来不会写的字,仍旧不会写,原来不会用的词,仍旧不会用;并且,由于对文章的意思理解得不真切,体会得不深刻,对文章写法的好处自然也就领略不到,更加学不来。

有一封信上说:“有的同志说:‘写作并不难,平常多看些书就行了。’我看的书也不少,可就是写不好。” 好几位的信上都有这样的话。我要请这些朋友们自己想一想,平常读书是怎样读的?是不是或多或少地象那个女孩子?如果是,那我就要郑重地说:这正是写作能力提高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善于写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头脑清楚,一是基本功练得好。有了这两条,一定能够写,即使还写不出漂亮的文学作品,至少可以写出能够如实地表达思想、适应工作或学习需要的通顺明白的文章。缺了这两条,无论如何也写不好。

头脑清楚,要靠丰富的生活实践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必要的锻炼。总之,那不单是学语文的事。

基本功是什么呢?就是熟练地掌握语言文字。

首要的是字。认得的字少,或者虽然认的不少而掌握得不充分,那就无法把文章写好。掌握足够的字,才能正确地写出要用的词,才能写出各种句子。掌握的字少,就意味着掌握的词少;掌握的词少,就是语言贫乏,不够用。请想,语言不够用,能够写好文章吗?

汉字,不是很容易掌握的,非下点工夫不可。头一样,汉字得一个一个地学,一个一个地记,学会一个算一个。读书作文,经常要用的字有五六千个,其中最常用的也有两三千个。这个数目很可观,可是打不得折扣。没有充分掌握那两三千个最常用的字,读书作文就经常遇到困难或者发生错误。数量大是一个问题,用法复杂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字表示几个不同的意思,有几种不同的用法,这种例子多得很。就说这个最简单的“一”        字 吧,《新华字典》就注了八条解释。另一方面,好几个字表示的意思非常相近,而又有区别,非细心分辨不可,这种情形也不少。例如:声,音,响;存,放,置,搁,摆,撂;强,壮;小,细,微。用这种意义相近而有差别的字组成的词,必须细心分辨。例如  “加强”   和“增强”,两个词有一个“强”字相同,另一个字“增”和“加” 意义相近,所以说到“信心”的时候,“增强”“加强”都能用,“增强信心”“加强信心”都是对的。可是说到“训练”“管理”的时候,用“加强”,不用“增强”;说到“体质”的时候,用“增强”不用“加强”。不注意这种差别,就常常会写出不合习惯或者表达不确切的句子来。

汉字学着费力,但是掌握汉字有了一定的基础,又会有很大的便利。例如,上边举过一个“细”字,如果你知道这个字除去表示“粗细”的细那个意思之外,还表示周密的意思,那就可以更确切地理解和运用“细心” “细致” “ 精细”  这些词;如果再知道它还表示琐碎、不重要的意思,就又可以更确切地理解和运用“琐细”“细节”这些词。这就表示,充分掌握了每个字的意思对于读书读得透,写作写得好,很有帮助。

掌握得不够,不行;掌握得好,大有用处。所以说,字是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的第一关。

其次是句。必须熟悉各种句子的构造和用处。要非常熟悉,熟悉到一张口、一下笔就能造出完整通顺的句子,并且能灵活地运用各式各样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有一位同志的信上说:“不能设想,如果一个师范生将来毕业后,既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写作技巧,又没有生动、完满、确切的表达能力,只有一些死硬的概念和理论,要想完满地完成教学任务,那是绝不可能的。”这个七十四个字的长句子毛病很多。“不能设想,……那是绝不可能的。”这个话恐怕跟所要说的意思恰恰相反。原意应该是“不能设想,如果……,还能够……。”如果要保持“那是绝不可能的”,就得删去前边的“不能设想”。此外,什么是“生动的表达能力”和“完满的表达能力”?什么是“死硬概念”和“死硬的理论”?都不好懂。不能熟练地运用句子,造的句子不通顺,就无法写出好文章来,因为文章无非是用一句一句的话组成的,句子不通,文章怎么会通呢?

充分地掌握句子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个句子的正误优劣,决定于四个因素。一是事理,就是说,要看这个句子的意思说得对不对;一是情味,就是说,要看它的语气、色彩合适不合适;一是声音,就是说,要看它念着顺嘴不顺嘴,听着悦耳不悦耳;一是规矩,就是说,要看它合不合大家说话的共同习惯。

要自己写的每个句子都合乎事理,合乎规矩,情味对头,声音和谐,就得用心推敲,仔细琢磨:词用得恰当不恰当,虚字眼用得准确不准确,词的位置摆得合适不合适,有没有不可省而省了的字,有没有当省而没省的字。

句子是文章的骨干。必须一个一个的句子都通顺,明白,全篇文章才能通顺,明白。一篇文章有上若干不通的句子,无论如何不会是一篇好文章。另一方面,只要把句子掌握好了,句句都通,意思、情味、声音都好,希望一篇文章作到浯言流畅,并不是一件难事。     

再其次是篇章结构。篇章结构就是说话的条理,说话的条理反映思考    的步骤。想事情想得清楚,理出了头绪,说话就能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写下来就成为层次清楚,结构严密的文章。掌握篇章结构也不是很容易的。转来的几封信里边,在这方面的毛病就不少。有的把话说得颠倒重复,整篇说了几点意思,眉目很不清楚,有的前一段说了这么一个意思,下一段又说了那么一个意思,中间毫无联系。篇章结构掌握不好,也写不成好文章。

学字,学句,学篇章,这就是写文章的基本功。基本功练好了,就为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本功练不好,肯定写不出好文章来。所以,字,句,篇章,可以说是学写文章的三道关口。感到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够,依我看,主要原因就在没有闯过这三关。从转来的信看,这几位青年朋友对于这一点是认识不足的。好些封来信要求编辑部介绍写作的方法,讲讲写作的技巧。我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头脑清楚,基本功好,方法技巧是容易学的;否则,讲多少方法技巧也是徒然。比如打篮球,如果跳不高,跑不快,投篮不准,运球不稳,传递不灵敏,怎么讲究方法技巧也打不好。比如唱戏,如果嗓子没练好,台步没走稳,

武功没练熟,再讲方法技巧也唱不成一出好戏。忽视基本功,学任何技能都学不好。学写作也不例外。

字,句,篇章,这三关怎么过法?没有什么窍门,只有两条笨办法。一条是多读,认真地读,一条是多练,好好地练。二者缺一不可,而前者是基础。

学字,从哪里学?当然不能念字典,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学句,从哪里学?当然不能背诵语法书,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学篇章,从哪里学?当然也不能背诵讲写作方法的书,也只有从所读的文章里学。这里要回到开头讲的那个故事了。如果读书都象那个女孩子那样读法,读来读去也不能提高写作能力。因此,为了学好语文,提高写作能力,在基本功还没练好,三关还没过的时候,必须选定一些文章,认真地读,细细地读,一个字都不放过,一句话都不马虎。一定作到确确实实地、毫不含胡地理解字面的意思,还要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字句里边含蓄的意思,以及文章前前后后的联系照应,结构层次。读一遍不行,再读一遍,该查的查,该问的问,不读透了决不罢休。懂透了,读熟了,该记住的东西就得记住,该学着用的词和句子就要自己写一写,用一用。总之,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嚼烂了,吃下去,消化了,变成自己的。这样作,不免艰苦些,然而不吃这点苦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也需要广泛涉猎,多读一些好书。接触的东西要多一些,眼界要广一些。要培养爱读书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只抱着少数几篇文章死抠,不行;统统走马看花,不求甚解,更不行。读书并不只是为了写作,首先是为了提高文化教养。文化教养是作为一个现代人不可缺少的,不论你作什么工作,更不要说你想写作。

要时常练习写。要写,就得严肃认真地写。起了稿,誊写清楚,逐字逐句逐段地推敲琢磨,看看有没有哪个字用错写错了,有哪个句子不通了,哪一段跟前后不连贯了,哪些话说得不恰当了,细细改一遍,再誊写清楚,放起来。过上一些时候,再拿出来看看,这时一定又会发现问题。再改,再誊。这样反复几次。在这中间一定会不断有所提高,逐渐发现自己写作上的缺点,逐渐认识并且巩固学习中的所得。也可以这样办:工作,学习,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写的事情了,例如,需要写个报告,或者需要给家里写封信,马上写好,作为底稿,另抄一份发出去,然后把底稿当作一篇作文,照上边说的办法,仔细推敲,反复修改。这样作,也不免艰苦些,然而吃吃这样的苦头也是必要的。同上边说的读书一样,既需要这种细磨细琢的办法,也需要经常放开手粗犷一点多练练。写,同样是文化教养的一部分。现代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时常需要动动笔,不光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写文章。     

从转来的一些信件、稿件看,这些青年朋友在读和写两方面下的工夫都是不够的。不说别的,单拿写字一项来看,多数就没下功夫去练。好几位的信写得很潦草,看起来非常吃力。有位同志信末署名之中有个字,又象    “珍”,又象“玲”,我看了好半天到底也没看清楚。字一定要练。可以练练毛笔字,也可以就用钢笔练。不求练得多么好,更不求成家成体,只要写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就行。写字写得草一点,可以,但是一定要合乎一般草字的习惯写法,不能任意挥洒,让人不认识。要有作笔记,札记,以至抄书的习惯。要注意周围的人口头上说的一些生动优美的话,听见精采的东西,就把它记下来。记日记是个很好的办法。书桌上一定要摆一本字典,不论读书作文,随时翻翻它,请教它,决不偷懒。……一句话,必须下点笨工夫,苦工夫。如果希望找个窍门,这就是窍门。

“这太难了吧?”我说,不难。这是最容易的办法。完全操之于己,下个决心就能生效的办法。只要肯这样作,半年有半年的效果,一年有一年的效果,坚持下去,保证达到目的。如果不肯,写作却真的成了件难事,再搞个三年五载,还是不行。

这里有些话说得不大客气,相信读者不会责备我这种由于真挚热诚而产生的某些粗鲁。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告诉我,帮助我改正。

(转引自机电部办公厅编《公文处理手册》,电子工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卷23

谈文章的结构

●张志公

文章的构成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一是结构组织,一是遣词造句。这三个方面不能互相代替,然而密切相关,文章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体。思想内容是主要的,可是它必须靠严密的结构组织和正确恰当的词句表现出来。

这里谈谈结构组织的问题。结构组织就是文章里材料的安排,文章各部分的相互联系。

文章的结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无论思想内容多好,无论词句多么优美,必须全篇组织得好。一层一层、一段一段,安排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该详的详,该略的略,前前后后,联系得紧密,照顾得周到。没有前后脱节的地方,没有丢三拉四的情况,没有拖泥带水的毛病,人家读了才能得到清晰明确的印象。常见有些青年同志写的文章,意思不能说不好,有的并且很好,词句方面有点小毛小病的,总还通顺,就是整篇组织得不好,不清楚,不严密,结果让人读着感到吃力,一遍看下去,还不能把它的意思搞明白,这样的文章,往往达不到写作的目的,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

文章的结构决定于文章的内容。为什么这篇文章分三段,那篇文章分五段,为什么先说这层意思,后说那层意思,这些,都是文章的内容决定的。

从作者写作的角度说,他怎样明确自己所写的内容,并且根据所写内容的需要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呢?

这首先是个思路问题,作者的思路是他对客观事物怎样观察、理解、认识的反映,思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客观事物反映在作者头脑里,经过观察、理解、认识的过程,形成了他对这样事物的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把这些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理出个头绪来,就是所谓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写成文章,就是所谓结构组织,文章的结构组织是否清晰严密,表明作者的思路是否清晰严密。思路是否清晰严密表明他对所写的客观事物是否形成了鲜明的印象、看法、态度或感情。

所以要文章的结构好,必须求之于思路。要思路清晰严密,必须善于观察事物,能够理解和认识事物,只有从锻炼观察能力和理解、认识的能力入手,才能培养起既活泼而又严密的思路,只有培养起这样的思路,写文章才会有好的结构。

写一棵树,如果你对这棵树的形状、构造、生长发育、性质作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清楚,这篇文章将如何写法呢?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呢?一切都将无法下手。勉强写些话出来,必然会前言不搭后语,使读的人也摸不着头脑。这还谈什么结构组织?写一件事,如果你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发展、演变、作用、意义,都搞不清楚,所知既然模糊,看法和态度就更难得鲜明。这样,文章又将何从组织?总之,自己不明白,就无法使读者明白。

其次是文章的性质、对象和目的。文章总是写给特定的对象看,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的,文章里的材料怎样安排,各个部分怎样组织,要看文章是写给谁的,是为什么写的。比方,某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去调查一下,回来之后把那件事情写下来,向领导报告。这该怎样写法?当然只有原原本本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地写出来,用不着什么“倒叙”、“插叙”那些办法。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写成个通讯报道,在报刊上发表,写法也许不同一些,可能先把结果写出来,然后再回过头去写事情的发生和经过,中间也许要补充一点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情况,以便一般读者能够了解得清楚一些,并且也要考虑到怎样安排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乐于读下去。倘若拿这件事情作题材,写成一短篇小说,写法就会更不一样。写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也要看写给谁和为什么而写来考虑文章的结构——是写给有关的个别同志看,还是写出来发表?如果发表,是在哪里发表?给哪些读者看?是着重于表明自己的意见,还是着重批评一种相反的、错误的意见?虽然谈的是同一个问题,由于对象和目的不同,文章里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文章的结构组织怎样安排,也会有种种不同。

所以,要文章的结构好,除了先决地求之于思路的清晰严密之外,还要把写作的对象和目的明确起来。不能为结构而结构。结构是为文章的目的服务的。

总之,结构不是个单纯的方法技巧问题,虽然这里边有方法和技巧。有些青年同志在学习语文,希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听说写文章讲究篇章结构,于是想找人教给点谋篇布局的方法。方法当然要讲,然而那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问题在思路,在写作要有明确的目的。特别是思路,这是关乎文章结构的最根本的东西。

思路需要锻炼,也是可以锻炼的。思路一要开阔活跃,二要细致严密。锻炼就是向着这个目标来的。入手处:一在观察,二在思考。看一样东西,不是毛毛草草地看一眼就算数,而是多看看,仔细看看,一边看着一边想一想。一定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比如看一座山,可以从远处看它的整体,看它的气势,又可以走到近处看它的岩石树木;可以从山脚看上去,又可以从山顶看下来,可以从这座山想到那座山,想到过去看过游过的山,也可以从山上的泉水瀑布想到由这里发源的溪流江河;可以从它的景色想到它的蕴藏,也可以从它的今天想到它的明天;如此等等。不是随便看看,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认真地看看,用心地想想,作到对这样东西了然于胸中。对事物有了这么一种明晰的印象,等到要写文章,根据写作的目的考虑一下,哪些写进去,哪些不写,哪些多写一点,哪些少写一点,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再写什么,从哪里写起,到哪里转个弯,到哪里结束,心里有了这么个数,一步一步写下去,写完之后反复看一看,读一读,如果有详略不合适、连贯不顺畅、联系不周密的地方,好好改一改,这不就是结构组织吗?看一件事情,想一个道理,也是这样,知道了结果,一定找一找原因,想一想用这个原因说明这个结果合理不合理,下了个判断,一定找一找根据,想一想这根据充分不充分。正面想想,反面想想,把有关的事情和道理联系起来想想,总之,要做到对这件事或者这个道理了然于胸中。这样,头脑里也就有了头绪,写起文章来也就有了条理。

当然,能够这样看事情,思考事情,要靠具备一定的实践基础、认识水平,以及知识的蓄积。但是,这里边也有个习惯问题。注意锻炼,能逐渐养成好的习惯,不注意锻炼,也会助长了不好的习惯。因此,我们说锻炼是有用的,是不可忽视的,经过不断的、有意思的锻炼,能够使我们的思路在现有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尽其可能的开阔活跃起来,细致严密起来。那样,写文章就能够比较地铺陈得开,不至于干干巴巴地一疙瘩,就能够比较地有些条理脉络,不至于颠来倒去,麻乱一团,或者前后脱节,丢三拉四了。

除了自己经常注意之外,读好的文章,用心理解它的层次结构,也是锻炼思路的很有效的办法,因为从那里可以领会到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开展的,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让我们读毛主席的文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谈长征的意义的一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社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宁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就这样不长的一段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有个结构。开头一个问句和一个答句是第一层,总论长征的意义。以下由“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是第二层,承接第一层,把总论提出的判断分析开,分别论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插种机”这四个方面的意义。“总而言之……谁就会陷入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是第三层,深入一步,论述具有这样伟大意义的长征证明了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能力。以下是第四层,从长征推开去,说明长征结束后展开的新局面,我们这样来分析、领会文章的结构,主要不在于学习文章结构的方法技巧,而在于学习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路径——怎样从全面的认识一件事情的意义到具体的分析,怎样从具体事实的意义深入和提高到更本质、更重要的意义,怎样从当前的事情看到它的趋势和前景。这样钻研,我们的思路会得到启发,受到锻炼,日积月累,久而久之,我们自己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能力一定会逐渐提高,而这种能力必将从我们安排文章的结构之中反映出来。

不仅读议论性的文章可以这样读法,读记叙性的文章也可以;不仅读现代的文章需要从思路上着眼,读古代的优秀的文章也需要。举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为例: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佛。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怒己,曰奉壹。

这是一篇游记,游记并不是一边游着一边写,而是游完之后,想着游览的情景写的。这篇文章表现出,作者的思路大致是这样,他先想到小石潭所在的地方,想到逐渐走近小石潭时听见怎样的声音(闻水声,如鸣佩环),看见一些什么景物(潭边的石头和树木);然后继续想,走到潭边向潭里注视的时候看见怎样的景象(游鱼……似与游者相乐);接着想下去,看过潭里的游鱼之后,又抬起头来顺着潭岸向远处眺望,看见了怎样的情景(斗折蛇行,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近处、远处都观赏以后,该坐下来休息休息了,于是写坐在潭边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最后,游够了,该回去了,于是写回去,一直写到同游的人和作这篇游记。显然,文章的结构组织所反映的正是作者游览时观察的顺序,和写文章之前回想出的东西都留有清晰鲜明的印象,只要写的时候把游览的过程和所得的印象都叙清楚了,我想,我们也同样能够写出这样一篇有条有理而又清新生动的游记来。文章的结构不是一件难事。

有的同志给我来信,要我谈谈怎样读文章,有的同志要我谈谈怎样写文章,特别是怎样把文章的结构安排得好些。我想,这两个方面能够统一起来。

读文章,可以这样读法,粗读一遍,想一遍,再细读一遍。然后根据时间等等条件,尽可能地去熟读,乃至背诵。

粗读一遍的目的在于对这篇文章能够“粗知大意,得其梗概”。因此,哪怕篇幅比较长,也尽可能一口气读下来。有少数地方不甚明了,暂时由它去、不细想,也不查字典。

想一遍,就是想一想那大意和梗概。什么是大意和梗概呢?主要是这么几点:

1、这篇文章主要地谈了个什么问题?或者说了件什么事情?

2、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看的,为了什么目的而写的?

3、文章里主要说了几层意思?前前后后的几层意思是怎样的关系? 、

这第三点,其实就是文章的结构组织。

想这一遍是大有用处的。读报纸刊物上的一般文章,有时只能读一遍,没有时间重读第二遍。如果读一遍就丢在一边,往往印象模糊,稍过两天就忘了。读过之后略微想一想,把上边说的那三点回味一下,印象就清楚多了,深刻多了。这样才不白读,才能从中得到点什么。倘若是一篇重要文章,是要好好学习的文章,读一遍,想一遍,对它有了个初步的了解,对上边说的三点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之后,再去细读,才能使自己的思路跟作者的思路合拍一些,才知道哪些地方应当特别注意,应当深入揣摩,这样,收获能够更大些。常见有的同志读文章,一上手就一字一句地抠起来,半天还不能读它一遍,一直读到头,所得的多是些零零星星的印象,得不出一个完整地扼要的印象,也有的同志,草草读一遍之后,马上又回过头来重读,有时候读了两三遍,印象还是很笼统,甚至相当模糊,理不出个头绪,我想,这种情形可能都是由于缺少想那一遍的缘故。想一遍,这是个习惯问题。养成这个习惯之后,费时很少,往往只要几分钟,十来分钟就行,而收效很大。
再细读一遍,目的在于咀嚼,消化。

1、验证第一遍读过之后,所得的印象对不对。对的,加深它,巩固它;不对的,纠正它。

2、求透。懂得不清楚的,要思考、揣摩。要考查工具书;前前后后的联系照应,要弄明白;主要的,次要的,要搞清楚。要得出总的、全面的理解;也要得出分解的,一部分一部分的理解。

3、求深。要体会含蓄蕴藏的意思,要玩味精细细致的情境,要领略论断的分寸。

我想,用这样的一些步骤来读文章,对于锻炼思路是很有好处的。如果思路不断地得到锻炼,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在结构组织方面就会有些办法了。

(原载《中国青年》1963年12期,摘自《语文学习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