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e贷没有公积金:殷周春秋哲学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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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周春秋哲学思想的萌芽

        中国的殷周春秋,是奴隶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中国的奴隶制具有东方特色,生产上以农牧业为主,铁器远未发展,商品经济也远未发展,在保持和加强氏族公社的条件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到春秋和战国初期才开始广泛采用铁器和牛耕,封建生产关系才有了萌芽和发展,这就决定了殷周春秋特殊形态的哲学。

 

一、殷周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

    中国自古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部族发展的不平衡,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部族联盟。部族大首领们在利用职权占有本族成员创造的剩余产品的同时,又通过战争不断征服其他部落,掠取大批奴隶。为镇压奴隶反抗,他们又建立了军队等暴力组织,从公元前2l世纪的夏代开始进入了种族奴隶制或部落奴隶制时代。夏禹破除了王位“禅让”,实行父传子的世袭制,建立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公元前17世纪末,商汤灭了夏王朝,建立商王朝。商代有200多个部族,有了宗族统治的基础。商王盘庚迁殷,商朝又称殷朝(殷商),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军队已达万人以上,刑法和监狱也相当完

备,奴隶主贵族除强迫奴隶劳动、压榨奴隶外,还把奴隶当作殉葬品,奴隶被迫逃亡、反抗。

    公元前12世纪末,周武王灭了商纣王,建立周朝,史称西周,中国奴隶制进入全盛并向封建制过渡.。周代宗法制的核心,是确立宗族血统关系的继统法。周天子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又是全族最大宗族长,这样,血缘关系掩盖了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公元前8世纪,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  (公元前770一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两个时期,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占有部分土地,封建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新兴地主势力利用奴隶和平民起义,与奴隶主贵族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二、殷周春秋时期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哲学作为对整个宇宙认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通过文字记载的世界观,是产生在奴隶社会。如奴隶主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就有了哲学的萌芽。夏朝的统治者制造“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的神话来巩固统治;商统治者宣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商王就是“天子”,百姓要绝对服从,不能违抗;西周统治者也用宗教为自己灭商的合理性作论证:“非我小国,敢弋①殷命,惟天不畀(《尚书·多士》),也就是说,不是我要灭殷商,而是天不给它。一切都由上天的意志决定。

    然而,随着生产斗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力量的显示,也出现了“以德配天”、“重民轻神”和反对上天的无神论思想。如周公提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甚至提出“保民”(《尚书·多方》)、“以德配天”等重德、重民的观点,而且提出了神“依人而行”、“吉凶由人”等反对上天的无神论思想。公元前663年,周太史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二年》)公元前780年,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一六年》)这里,虽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神要依人而行,决定国家兴亡的是民,不是神。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是由阴阳之气变化造成的,与人事吉凶无关。人事的吉凶在于人的所作所为,不能以为自然界的变异是不祥之兆。

    殷周春秋时期,不仅有上述朴素的唯物论哲学,而且也出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周易》中就有阴阳对立、物极必反等辩证法。春秋时晋国太史史墨还提出“物生有两”、“各有妃耦’的辩证观点,并断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是“自古以然”的“天之道”(《左传》昭公三二年)的发展变化观。《孙子兵法》中更有“知彼知己”、“有备无患”、“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奇正转化”等丰富的军事辩证论,至今仍有其实用价值。